王宠(1494-1533年)，字履仁，后字履吉，号雅宜山人，人称“王雅宜”。长洲(今苏州吴县)人，生于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年)，卒于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年)。王宠天资聪颖，但命运多舛，为邑诸生，屡试不利，最后才以贡生入太学，故人也称“王贡士”。他年轻时受业于与文徵明齐名的蔡羽门下，却能青出于蓝。他学习极为刻苦用功，在石湖读书习字二十年，非探亲不进城。也许王宠的天性不善科举制度之策论，而善自由放纵之艺术，他仕途上的不济，恰恰赢来了艺术上的丰收。他工诗文书画，兼擅篆刻，与祝允明、文徵明并称于世。 王宠的书法有晋人恬淡之趣，初学虞世南，得其疏雅，运笔涵蕴，不露锋芒。再学王献之而能以拙取巧，自成新意。观其行草及小楷，疏朗空灵，皆不与时人同。王宠的书法在当时及后世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三吴楷书跋》称其正书
本书分技法训练和鉴赏两部分，在技法训练部分不单纯强调硬笔单字的临写，而是重视线条和技法等基本概念，重视方法的讲解和训练，取法的对象不局限于现代硬笔书法作品，而是强调直接向古代经典法帖取法，强调用专业的思维和方法进行训练；鉴赏部分则用书体来逐个介绍。
《集王右军书三藏圣教序》刻于唐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八日，怀仁集王羲之字，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字。三十行，行八十五六字不等。碑原在陕西西安弘福寺，今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此碑内容包括唐太宗李世民为玄奘王羲之行书遗墨中集字，自唐贞观二十二年（648）起至咸亨三年（672），历时二十五年乃就，故亦称『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又碑首刻七佛像，是碑亦有『七佛圣教序』之称。 此碑在宋以后断裂，未断本均为宋拓。因捶拓日久，字划逐渐浅细，故北宋拓早本字体瘦硬，晚本肥润，南宋拓本渐瘦，以后乃至清初拓本，安体皆瘦弱并有漫漶之处。清乾隆年间，是碑重剜，因刻手极精，字体字口如新，而近拓则又渐瘦矣。
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和支撑。先进文化能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其中重要一环还在于文化创新。要创新就必须先继承，因此整理和挖掘的传统文化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毛笔书法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经数千年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壮丽而多姿的独特文化景观。岭南书法也曾经有过辉煌和灿烂，从先秦至南越国时期，便有墨书、陶文、砖铭和木刻等传世；随后，秦砖汉瓦、晋铭隋碑层出不穷。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字书写能像中国的汉字那样，可以成为与绘画、音乐、舞蹈、雕塑、文学等并列且自成体系的艺术。究其原因，主要基于三个方面。其一，由象形逐步衍化为抽象符号的汉字是构筑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元素。其二，人们赋予汉字书写以特殊的物质条件和表现空间。其三，中国的书法艺术涵容着深邃的文化意义，她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趋向、风俗时尚、道德规范以及政治制度、文学历史、哲学理念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有现象。它是以汉字为依附，以线条及其构成运动为形式，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的抽象艺术。汉字生而书法始。书法艺术的历程与有汉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同步发展。中国书法史几乎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一种特殊图解。本书分“历史篇”、“人物篇”、“赏析篇”、“鉴藏篇”、“
本丛书主要选取了历代正楷碑帖，每本书都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字为范例，从字的一点一画、字形结构到整篇书法作品的整体气韵进行教学临摹指导和讲授，后附完整清晰的书家字帖以供书法爱好者临摹。
《石鼓文》的书风是两周书法剧迹中最富于规范性的。对我们而言，它的存在意味着一连串可发展的思考题： 《石鼓文》的成立年代，究竟是春秋、战略抑或是秦一统之后？迄今学者们仍有争议。但大抵是指它为战略秦国时物的意见占上风。 《石鼓文》的书风以工整严谨著称。笔划之间的间距十分停匀，线条粗细也一律相等。字形构架还有不少大篆的方法，因此体势以平稳安详胜；当然，正国为它是出自秦人之手，因此它也已含有后来秦代小篆的那种工稳平均的审美趋向。在我们看来，这种趋向是表明了当时人崇尚正规、严谨、细致的“时代”倾向。应该说：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至后于后来吴昌硕写《石鼓文》写出强烈的动势，这是吴昌硕出以已意的主动追加，并非是《石鼓文》的本来面貌。但也正因为此，在现在，学《石鼓文》似乎已有了两种不同的
《中国古代法书选》系列选用历代经典碑帖海内外珍稀传世版本，涵盖篆、隶、楷、行、草各体经典碑帖，碑帖种类丰富，采用17开优质纸印刷，并附带碑帖释文，便于书法爱好者临摹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