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安谧的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也只能透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这种理性就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共同语言根本不存在，或者说不再有共同语言了。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分离，并最终抛弃了疯癫与理性用以交流的一切没有固定句法、期期艾艾、支离破碎的语词。学的语言是关于疯癫的理性独白。它仅仅是基于这种沉默才建立起来的。 隐藏在理性的语言背后的这种对峙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是遵循理性的纵向发展历程，而是试图追溯那种使欧洲文化与此同时算做欧洲文化的东西相对照的不变分界，并用其自身的错乱来
本书是已故法学家王伯琦先生的著作合集，分上下两部。上部为1956年出版的《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下部辑录王启中先生整理的乃父散篇遗作。全书立足于中西文化交汇时代的背景，着力体认中国法制之路“左右为难”的困顿局面，于窥探、剖析二十世纪西方法学思潮，爬梳、反省中国固有礼教文化之间，谋求解决之道，而力陈独立人格观念的建立和概念逻辑体系的维护。先生论学，则勾连古今、会通中外：先生为文，则理论渊厚、概念清晰。而更能杵动历史之弦、打动后人的，还是基于中西文化分梳而流淌于笔端的文化自觉，一种中国文明法律智慧的文化自觉。 本书适合从事法学理论和制度研究的学者、教师和研究生使用，同时相信它对致力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研究二十世纪中西思想的学者也有参考价值。
国际法在晚清传入中国，是历史大事，可以视作西潮东渐引发文化变迁的典型范例，影响深远，反映了西方文明渗透入中国思维的过程，更展示了中国传统“天下观”崩解的具体情况。全书以全球化的视野，探讨了晚清国际法传入中国，引起有识之士思考国际对策，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用夷变夏”的具体过程与思维变化，反映了东西方文明踫撞之时，遭受侵略压迫的中国，在被迫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时，是如何重新定位自身的文化秩序，在左冲右突、几乎可说是“困兽犹斗”的艰苦情况下，接受了西方国际法的挑战。同时也展示了所谓“国际公法”多面与多层次的复杂性，对于我们思考世界历史中不同文化进程的发展，有的启发作用。全书资料资料翔实、论证细密，是该领域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