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宪章》是英国封建时期的重要宪法性文件之一。1215年6月15日，金雀花王朝国王约翰王在大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的联合压力下被迫签署，共63条。《大宪章》确立的 王在法下 的原则被世界法治国家广为遵从。1215年之后，英国法治在数百年的演变中完善进步，妥协的政治精神及 王在法下 的理念也历久弥新，成为现代法治的基础性内容，从这个意义说，《大宪章》是英国法治殿堂的一颗瑰宝。
本书是一部深具现实关怀的法律史佳作。作者站在当下回顾清末这一法律移植时代的变迁，又从清末反观当下的法律文化。书中简述了《大清钦定刑律》的立法过程，清晰展现了与之相伴的著名论争 清代礼法之辩，阐述了论争的主要内容和论争双方的基本观点，就其中涉及的若干问题分别进行了讨论，由 礼法之争 看近代中国的法律移植与社会转型，并把这一事件置于更大的历史视界中观察与分析，求取其历史的、社会的意义，以为今日之观照。
《中国法制史概要》是公认的法制史名著，堪称以近代部门法理论研究法制史的经典性著作。本书与传统法制史研究重考据不同，着重按照法律门类系统梳理史料，其关于中华法系演进的理论独成一家。本书为作者数部著作中影响*的一部，被法学界誉为开专题史研究之先的著作。几十年来，这部著作影响着海峡两岸的几代法律学人。
公法与私法一直是平行发展的。在私法中，个人意志的自治性正在逐渐消失；个人意志自身缺乏为自己赢得法律地位的力量。在功法领域，我们不再相信在公职人员背后存在一个集合性的具有人格和主权的实体，这些公职人员只是这一实体的代理人或“器官”。因此，公法不再是规制主权国家与其臣民之间关系的规则体系。毋宁说，它是对于组织和管理某些服务来说必不可少的规则体系。成文法不再是主权国家的命令，它是一种服务或者一群公务人员的组织规则。行政行为也不再是一位发布命令的官员的行为或一位执行命令的公务人员的行为，它是一种根据服务规则而为的行为。这种行为所涉及到的问题永远必须同样接受一些法院的审查。如果一项行政行为违反了某一成文法规，任何一位受到影响的个人都可以要求该行为无效，这种要求并非基于一项主观权利
本书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详尽地阐述了关于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一些基本原理。
本书*主要的特色在于作者通过研究梁启超关于权利义务论、法治主义、国体、国家结构、司法独立等方面的法学著述与实践，展示了梁启超思想中广阔而幽深的法学世界，描述了中国现代法学兴起的复杂而立体的过程，回顾了在那个中华文明不断寻找方向、校正方向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紧迫的、根本性的问题不断求索的历程。
本书依据大量手资料，再现了晚清各级审判厅——同时又是中国早的地方法院——成立和动作的全过程，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分析了各级审判厅对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突破，多角度分析了各极审判厅在运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后指出，晚清各级审判厅的筹设是中国司法审判史上的大事，是司法独立思想在地方的首次实施，将四级三审制落到了实处。其中，法官独立审理案件、对程序的重视、民刑案件分别审理和以专业化考试选拔法官等成果为民国所继承和发展，并对建国后的司法审判制度间接产生了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中国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近代中国变局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法系的死亡与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与思想的移植。如此，作为“在野法曹”的律师群体也得以透过他们手中的重器——法律——参与中国的变革。律师的历史本身也构成了我们了解民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扇窗口。在民国扣人心弦的历史变局之中，律师群体是一股强劲的浪潮，左右着这段历史的走向。要读懂民国，读懂中国近代史，读懂国运的航线，不能不读懂律师。 本书中涉及诸多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华人大律师伍廷芳、民国“号律师"曹汝霖、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吴经熊大律师，立宪救国先驱沈钧儒等等，从清末立宪到民国约法，从巴黎和会交涉到治外法权的废除，从抗日爱国到施行宪政，从工人组织到女权运动，从司法独立到表达自由，都
法律演化是法律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作为当代杰出的比较法和罗马法学者，艾伦 沃森在本书中通过五个章节研究了关于契约的罗马法、中世纪习惯法、17世纪苏格兰私法等具体法律的历史变迁，同时针对诸多 法律与社会 关系的理论进行批判，描绘了法律传统的本质及其表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法律变革与演化的观点。他认为，法律具有自主性；法律传统对于法律变革具有重大影响；法律变革独立于特定时间和空间；除非法律变革受到战争等影响，法律变革很少受到法律外部，比如经济、政治等的影响。
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秦汉以来，在法律体系上一脉相承，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华法系。中国古代法律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惩治犯罪、社会管理、反腐倡廉、社会生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不乏一些“精细化”管理的思维方式和制度设计，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一些零星碎片的记载中，也向我们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另一面。 《秦镜高悬：中国古代的法律与社会》是作者多年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结晶之作，具体从中华律典、犯罪、刑罚、诉讼与审判、法律与社会、倡廉与肃贪、法律与生活七个方面展开，通过对历代法典的介绍和具体案例的分析，呈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概貌。
本书的撰写立足于史实和大量手材料，参考*的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行政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重点分析了清末中央官制改革的过程、结果和影响，探讨其成败得失。 清末的中央官制改革是在清政府内外交困、不得已的状况下进行的，其改革一方面具有明显的被动成分，另一方面也具有制度性影响和遗产，如在改革中产生了中国历史上部宪法性规范文件、按照分权原则制定个内阁官制并建立新的行政系统；废除科举制度；推行文官制度并制定与之相配套的考核机制，等等。所以这些内容都具有制度性意义，并对中国现代政治体制有重要影响。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唐代法律史的探究仅侧重于唐律一种法律形式，而没有把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当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加以综合考察。本书以现存的唐代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为线索，结合新出土的文献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中外古代典籍，对唐代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中日律令制的关系以及律令格式体制下的唐代经济、民事、宗教和涉外法律进行探讨，以期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本书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德国1965年至1985年是法理论发展的高峰的诸多理论立场和主张：法律论题学、法律诠释学、法律论证理论法律商谈理路、法律科学理论，法与社会科学、系统论、马克思主义法理论、政治法理论、纯粹法理论、法律逻辑和道义逻辑、法律信息学等，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理论对法和法学学家的重要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本文中维亚克尔以德国民法为例，尝试揭示欧洲伟大民法典的社会模式及其变迁。他指出，西欧与中欧各国民法典的实质伦理学前提，都是古典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一战以后，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形式上的自由伦理向实质上的社会责任伦理的回归，而一系列 社会法 立法也抛弃了古典私法秩序的原理。但维氏也认为，通过记取一种法律文化存在条件的思想家和实务家们，私法科学将从危险中再次站立起来。本文甫一问世即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就维亚克尔提出的关于私法典社会模式变迁的论题，相关争论迄今未绝。
本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罗马法的产生、发展以及被西欧各国所继受的过程。本书按照时间顺序，从《十二表法》之前的原始时代和上古时代的 市民法 开始，分别重点介绍了《十二表法》时期的罗马法、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法和古典时期的罗马法，最后又概括介绍了罗马法在后古典时期至优士丁尼法的发展、优士丁尼法以及西欧各国对优士丁尼法的继受。这一以时间先后顺序为基础的体例安排使读者对罗马法的历史发展脉络有一个整体性认识，因此被德国法学专业的学生奉为推荐阅读之书。
史学不是科学，法不也不是科学，所以结合了两者的法史学当代也不是科学。用三段论来表述；史学不是科学，法学是史学的一支，以所法史学不是科学。正因为法史学不是科学，所以它更重要。但必须说明的是，法史学的研究仍然必须运用科学方法。以司法审判来比方，法院进行司法审判时，必须先确定民刑案件的真实真相，也就是必须先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才能适用法律。法史关切的就是案件的事实真相唯有运用科学方法，正确发现案件的真实真相，再加上正确的适用法律，公平正义的司法审判才可能达到。
《中国古代资格刑研究：以禁锢为中心考察》以禁锢为中心考察中国古代资格刑，将静态的禁锢立法表达和动态的禁锢司法实践结合起来，厘清禁锢的流变，分析禁锢的成因，辨析禁锢的性质，探讨禁锢的适用，并在此基础上阐释禁锢的功用，以期对当今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完善有所借鉴。
海峡两岸虽有研究明代法治之学者，但有关明代司法审判制度的研究，则少有学者从事。而近年来，有关之史料陆续整理编印出版，遂便于本书的撰写。 本书分为六章，除章（序论）及第六章（结论）外，第二章论述明代中央司法审判程序（又名为：直隶及各省案件复核程序、京师案件审理程序及特别案件审理程序）。 明朝长达二百七十六年，其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历经多次变革，相关史料浩繁，作者认为，。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宜有学术上的分工。部分学者侧重史料校注的上游工作，部分学者侧重史料分析的下游工作，相辅相成，法史学才能进步成长，有利于中国法制史的学术研究。
《尚书》是五经中政治、法律内容丰富的一部，对历代封建王朝的理政治国有重要影响。但《尚书》文字简古深奥，前人注解纷繁，一般读者阅读时不无困难。作者选择了《尚书》中法律内容集中，的l4篇加以注解、翻译和评析，以期能化吉为今，由近知远。 本书所选14篇，以形式言，有君王诰令、名臣嘉言、史事纪实、成文法典；从内容言，涉及治国理念、反腐惩贪、军事征讨、刑事审判、人才选拔和移民、戒酒等，可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承前启后谓之传，总揽四方谓之统。《尚书》嘉言，垂久传远，不因朝代更替而损其光辉；却因历史磨练而增其价值。 本书不仅对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起到引导、帮助的作用，对专攻中国法律史、文化史的研究者也提供重要的参考。
16世纪，西方传教士的接踵而至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然而，直至清初，他们才开始把西方法律、法学带到中国。当中国传统法制遭遇西方文明，中国近代法制又有怎样的发展呢？《法制史话》从清初国际法的传人开始，到中西法律的磨合，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以丰富的史料，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西方法学的引入对中国法制传统的影响，以及中国近现代法制的发展历程。 《法制史话》的作者是李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