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纵横天下,波澜壮阔,得益于他书剑双修,学用兼擅。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及其团队,集二十年之功,搜辑梳理毛泽东一生的读书笔记,编为战略卷、哲学卷、文学卷、历史·附录卷,并结合毛泽东对每本书的创造性运用情况,做客观解读。本书不仅文献史料丰富,更反映出毛泽东读书和实践的关系,是领导干部提升学习力领导力的生动教材,也是广大普通读者提升素养,以达学以致用的经典读本。
本书是《张文木战略文集》的第六卷,面向读者大众,主要通过介绍俄罗斯国家地缘政治特征及其利益诉求,沙俄、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国家外交战略,研究俄罗斯国家兴衰规律,特别是其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反映了作者学术研究的方法、学术主张等,在地缘政治研究领域,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牛津公共政策手册》为 “ 牛津政治学手册 ” 汉译丛书之一,人民出版社已翻译出版《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牛津政治行为研究手册》《牛津政治学研究方法手册》。 《牛津公共政策手册》由五十余位国际学者编著而成,全书分为9大板块44章节,内容涵盖20世纪中后期至21世纪公共政策研究经典理论、方法和范式的变迁,同时,通过对公共政策研究和实践中的前沿议题进行国际比较、概述归纳和系统反思,勾勒国家治理中政策选择偏好背后的约束性因素。阅读此书有助于专家学者对当前公共政策研究进行更好地学术性探索与批判性反思,有助于政府官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创新公共政策实践和优化政策工具选择,有助于学生和公众增进对公共政策的全面理解、更好地履行公民责任。本书所呈现的公共政策研究百科全书式的图景,也有利于读
在人之上,存有着一种巨大且监护的力量,此一力量凭靠自身的意志而确使人们获得满足,并监护他们的命运。此一力量具有、无微不至、恒定、远见和温和的品格。如果它的目的在于养育人以使其长大成人,那么它就似父权;但是它也异于这种,因为它力图使人们处于恒久的孩童状态:当然,如果人们只想欢乐,那么人们得以欢乐也是颇令人满足的。这样一种政府虽说愿意为人民造福,但是它却力图使自己成为人们幸福的代理者一裁定者;它虽说会为人们提供安全,能够预见并确使人们主要关注的问题,引导人们的努力,规定人们财产的承继方式,并分配处理人们的遗产,但这岂不是让人们根本不思和完全不去操劳烦恼琐碎的生计吗?而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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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费城会议、各州对宪法的批准、《权利法案》的制定这三个事件统合为一体,为读者呈现了一部迄今最完整的关于美国联邦制宪的通史。书中,克拉曼以深刻的洞察力,解释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经济、政治和宪政斗争的复杂性,并以“祛魅”的方式,讲述了制宪者们的利益冲突如何塑造了美国宪法,以及美国历史本身。其将帮助我们获得一个认识美国制宪过程和美国宪法本质的新视角:传统的制宪史研究强调,推动费城制宪的原因是多元的,而且制宪者在费城会议上起草宪法,是一场建构国家制度的创新活动。克拉曼不否定制宪动因的多元性,但他强调推动制宪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阻止各州出现的“过度民主”,并强调费城会议起草的宪法与18世纪70年代更加民主的州宪法大相径庭,带有一种内在的“反民主”的保守性。
本书为套盒,共六册。重温了冷战中的关系时局的六次危机事件,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和严谨规范的学术逻辑叙述了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从中窥见一段段跌宕起伏、波谲云诡的历史故事:既有政治家展现出来的大国智慧,又有普通人面对历史大势的隐忍无奈;既有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对一国的刚性束缚,还有偶发因素影响下的历史“转弯”;既有冷战政治与人道主义之间形成的有限张力,更有各种复杂要素共同构成的无限合力。口袋是“小”的,历史是“大”的,希望这套口袋书能够给读者打开历史大视野,从中国放眼世界,在世界中认识中国。
本书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生平为脉络,从“行”(实践)与“知”(理论)两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毛泽东为建立新中国而艰苦奋斗的经历。在“行”的方面,本书注重客观叙述毛泽东走出韶山,再到参加革命、走上领导岗位并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历程;在“知”的方面,本书注重描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过,尤其是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解决中国革命中一系列问题的过程。全书真实地再现了毛泽东知行合一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毛泽东思想,深化对百年大党历史的认识。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毛泽东口述史料的搜集、校勘、整理与研究”子项目,并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
《极权主义的起源(第2版)》的主要分析对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类政治大灾难——极权主义,包括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的大肃反。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25年,一般认为是意大利法西斯党人的创造,强调国家权利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控制。《极权主义的起源(第2版)》被公认为是极权主义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与1941年弗罗姆的《逃避自由》、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5年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9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1956年弗里德利克、布热津斯基的《极权主义独裁和独裁》等著作一样,是那一代饱受战乱之苦的知识分子对极权政权和乌托邦思想的主要反思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