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下半叶，德国哲学在一段时期内统治着欧洲哲学。它改变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人们思考自身、自然、宗教、人类历史、政治和人类理智结构的方式。在这部内容丰富且涉猎广泛的著作中，特里·平卡德将“德意志”的历史——从若干邦国的松散联合演变为具有特色文化的新生 ——同发展中的哲学思想的趋势和复杂性的考察结合起来。他考察了康德因革命性地强调“自我决定”而带来的重大影响，并追溯了这种影响在浪漫主义和观念论中的发展，以及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这些后康德思想家的批判。这部著作将会引起一大批读者对哲学史、文化史与观念史的兴趣。

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而言，是“的”、“的”，还是“独立互补的”？一百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未变？还是起了变化？起了怎样的变化？变到什么程度？今天是否到了有以明断的时候？ 西学中的夜行，在西学中走向起点的夜行，夜行到头了……我们必须真正回到中国文化类型的源头处，即“儒法表里，道一贯之”的“道”，即“道法自然、出神入化”的“道”，才可能有真切的言辞。本书整个都是为它准备着的。

密宗三经是密宗之根本经典。《大日经》宣传密宗的基本教义、仪轨和修法、供养的方式及方法。《金刚顶经》宣传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为受用身，从而主张“五佛显五智”说；一般以《大日经》主胎藏界，《金刚顶经》主金刚界，两部为二。《苏悉地经》以“苏悉地法”二部不二为旨趣之最深秘法。密宗综合此三部经，称为“密宗三经”。

汉语思想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经学传统中的注疏、经义、语录，子学传统中的论著体，文章学传统中的论、议等说理议论文体，都是重要的思想文体。这文体传统各有其形成渊源、形式特点，彼此交融互涉，共同建构了汉语思想的传统表达方式。 近代以来，汉语思想的表达传统，面对外来冲击，发生巨大转变，西学思想表达的论著体式，进入中国，并逐渐取得支配性的地位，严复、胡适、梁启超等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将详细分析这一过程，并指出，这并不是一个由论著体简单取代注疏体的过程，而是西学论著体式与汉语思想文体传统发生了复杂的冲突与交融。今日所谓“汉话胡说”之“胡说”的独特面貌，与这个交融的过程有密切的联系。 到20世纪以后，思想史上的“怎样说”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思想的内容与其独特

本书的书名——《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似乎已经为我们提示了本书的论题位置：沃格林与施特劳斯的差异，就是信仰与政治哲学的差异——换言之，沃格林一生中的主要著述看起来是在搞政治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信仰的哲学表白。全书分为三个部分，部分为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通信，第二部分由两人的各两篇论文构成，第三部分是两人在美国的后学们对两人分歧的思考。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第二部分的四篇论文的编排是这样的：沃格林的两篇文章被编排在施特劳斯两篇文章的中间，好像处于受到夹击的位置。仅从文章标题来看，施特劳斯的两篇文章就像是对沃格林的两个论题的尖锐挑战——或者说，开始是提醒……然后是批判。

本书对从康德以来的批判哲学进行溯源式的再思考和批评，证明专享保证必然的就是自然法则的偶然性。本书让思考的对象从局部的关联转变为保证之物，将其放置在与人世经验接近不同的关系中，进而化解传统哲学中“经验”与“”的区隔。

安·兰德（1905—1982）是20世纪美国最为知名的、小说和论著卖出册数最多的作家、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她既是小说家，又是哲学家。其挑战意义的哲理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被誉为“继《》之后对当代美国人影响的一本书”。作为哲学家，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致新知识分子》是安·兰德对现今盛行的哲学教条以及因之而生的“负罪、痛苦、绝望、厌倦以及无处不在的逃避氛围”的挑战。 作为知识界争议的人物，安·兰德是一种理性的私利主义伦理学的倡导者，与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伦理学形成最为尖锐的对抗。这种道德观的基础——“一种现世生活的哲学”——正由本书以洪亮的嗓音宣布出来。

本书归纳了欧美佛教研究的五个学术传统，即：印度学、巴利语、汉学与藏学传统，以及头绪繁多的中亚西域研究传统。这种归纳几乎涵盖了佛教研究的所有领域，既扼要介绍世界佛教的分布及学术研究的梗概，又给的同仁提供了资讯，使大家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大致了解西方已有的学术成果。 通过本书的细致梳理，佛教在西方学界的形象变化得以显现：19世纪末，西方人眼里的佛教是异教，在学术研究上附庸于印度学。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佛教研究在欧美各国都有了独立的学术地位，成为超克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思想资源；而且，欧美佛教团体积极入世，出现了“参与佛教”的新形态。

本书的书名——《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似乎已经为我们提示了本书的论题位置：沃格林与施特劳斯的差异，就是信仰与政治哲学的差异——换言之，沃格林一生中的主要著述看起来是在搞政治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信仰的哲学表白。全书分为三个部分，部分为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通信，第二部分由两人的各两篇论文构成，第三部分是两人在美国的后学们对两人分歧的思考。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第二部分的四篇论文的编排是这样的：沃格林的两篇文章被编排在施特劳斯两篇文章的中间，好像处于受到夹击的位置。仅从文章标题来看，施特劳斯的两篇文章就像是对沃格林的两个论题的尖锐挑战——或者说，开始是提醒……然后是批判。

禅定论是整个佛教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而印度说一切有部的禅定论则对大乘佛教的发展，特别是对我国佛教禅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书以梵文原典《俱舍论》第八定品为基础，参考其梵汉注释以及汉、法、英等各种译本，并辅以巴利文经典，对四禅、四无色、等持、等至，以及四无量、八解脱、八胜处、十遍处等理论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并对一些重要的术语从翻译和历史演化等角度作了考证和辨析。

本书是对邓晓芒《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的回应。共收录24位作者的43篇文章。分为四个部分：部分主要是关于“亲亲相隐”与儒家伦理的评价；第二部分涉及孔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在亲情、家庭观上的共同性以及对柏拉图《游叙弗伦篇》的理解；第三部分论述中国古代社会的容隐观念与制度及其现代意义；第四部分主要阐发牟宗三的康德哲学研究。并且辨析牟宗三是否“误读”了康德。 本书中的这些文章对于正确理解儒家传统的历史作用及其现实价值，正确把握中西哲学与文化的特点和共性。乃至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树立既具包容性、又具根源性的文化观念。都有相当积极的作用。本书由郭齐勇主编。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是方东美先生的一部专著。作者认为 ,中国哲学有“主潮”,即原始儒家哲学、原始道家哲学、宋明新儒家哲学和大乘佛学。中国哲学的起源应该从儒家说起,而儒家哲学应该分成原始儒家和宋明新儒家两部分来讲。最能代表儒家精神的 ,是原始儒家哲学。汉代之后 ,儒家精神走向衰落。至宋明,新儒家 (即宋明理学家 )就精神境界而论 ,已经“难比孔孟” ,但应该承认他们在程度上复活了原始儒家精神。所以论儒家哲学,主要应该研究原始儒家及宋明新儒家。道家精神的真正代表是老子、庄子。作者认为战国末期道家思想开始“转向”,汉代以后则更是“趋入邪道”。因此讲道家哲学,只讲“老子体系”和“庄子体系”。本书对原始儒家和道家哲学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印顺(1906―2005)，当代高僧、百科全书式的佛学泰斗。1930年出家，追随太虚投身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在当时便以学问精深享誉佛教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赴台湾，创建了多所佛学院。 这本《太虚大师年谱》是“印顺佛学著作系列”之一。 《太虚大师年谱》讲述了其生平事迹。

本书对从康德以来的批判哲学进行溯源式的再思考和批评，证明专享保证必然的就是自然法则的偶然性。本书让思考的对象从局部的关联转变为保证之物，将其放置在与人世经验接近不同的关系中，进而化解传统哲学中“经验”与“”的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