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与倾听，哪个更重要?下面的数据很具说服力。 我们每天花在沟通上的时间是：倾听为46％，说话为26％，阅读为15％，书写为13％。我们可以每天“听”一本书，每周“说”一本书，每月“看”一本书，每年“写”一本书。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面对如此多的倾听时间．如此海量的信息，你该怎么听? 传播学者以其专业视角写作了这本书——《倾听的艺术》，旨在告诉你：成为一个愿意倾听并善于倾听的人，是务实的选择。 与浩如烟海的教人说话的著作不同，《倾听的艺术》教人成为高效的倾听者。它所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和实用系统的方法，让它成为沟通领域的标杆之作。 阅读本书将使你在以下方面得到提升：更具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更准确的理解力，更清晰的辨别力——这些将助你得到更多回报：财富、口碑、人际关系……
亨利?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1970）是与大卫?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以及曼纽?卡斯特的《都市问题》（1972）齐名的城市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一。《都市革命》初版于1970年，它是一部超出了时代与专业、预言了都市社会的到来的哲学著作，它凭借1968年“五月风暴”的余火曾经一时，在英美世界掀起了一场新的社会理论研究的革命，列斐伏尔因此也被卡斯特称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在时隔40年之后，面对2008年美国的房地产危机，哈维重新赋予了《城市革命》以新的时代价值与意义，而中国当下的都市化运动也迫切需要我们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 该书共计十章。章《从城市到都市社会》从历史的角度概述了都市社会的形成过程。第二章《盲域》探讨了都市问题这一个难以捉摸的未知领域。第三章《都市现象》展示了都市现
本书聚焦于全球媒介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册究媒介传播中充满矛盾的跨文化道德实践，探索大众媒介层面跨文化传播的现实障碍与可能性。全书分为五篇。篇从宏观层面探讨媒介、文化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第二篇探讨国家权力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第三篇探讨新闻报道中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第四篇探讨新媒体所带来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与可能性；第五篇探讨电影和时尚的跨文化传播。这些研究揭示了全球媒介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可能促进跨文化传播的因素，以及它们的不确定性，构成可感受的跨文化传播幻象。
与此前的许多技术发展一样，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化时代同样为人们提供了社会根本性变革的许诺：通过电脑，我们可以时空和政治。在本书中，文森特·莫斯可透过技术发展和经济泡沫的迷雾，试图探明围绕数字化新技术出现了哪些迷思，以及为何人们对这些迷思坚信不疑。他认为互联网时代投资者如此狂热的动因并不是他们对经济规则的无知，而是对赛博空间开启了一个新世界这样的迷思的坚定信念。 莫斯可指出，迷思并不是一些可以被纠正的错误观念，而是一些可以将我们从日常的平庸带入卓越的可能性的叙事。他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对赛博空间的认识置于我们对文化——特别是居于中心位置的后冷战时代关于历史、地理和政治终结的迷思——的认识之中，这将会增进我们对数字化世界的理解；我们有必要通过“双眼”，即同时从文化的和物质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由大众媒介和同人刊物等引导形成的公共舆论起着重新塑造认同和建构自我的作用，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质疑传统文化、引入西方资源、批判现实政治、追索理想社会的重要媒介。《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以1930年代前期《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两个典型的“舆论空间”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具体分析这两个南北舆论阵地所继承历史脉络、凝聚的知识群体、依托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权力的交错、关注的基本议题，以及在思想资源、思维特质、论证风格上的差异与共性等内涵，细腻展现1930年代南北知识群体所引导的公共舆论的历史面相和知识人的精神世界。
这部《世界版画史》，从史、论、画诸方面，诠释了版画文化形态的来龙去脉，宛然一部浓缩的版画百科全书。 世界版画史上的每一辉煌的峰点，都是后人前人的起点，先进文化是在文化传统基础上不断演进的结晶。 各个国家各个地域的版画，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有新的建树，因其时世与基因的不同，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和走向。 多样化的版画形态，为我们提供了观赏和思考的大平台。有了比较和鉴别，更宜于我们审视当下、把握未来。 由日本著名版画家黑崎彰先生和他的高徒张珂、杜松儒合编而成的《世界版画史》，凝聚了编者的渊博学识和艰辛劳动。本书的价值所在，必将在今后中国版画发展历程中日渐显现出来。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一书所描绘的妇女受众的收讯研究，兴起于特定的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的结合，也是女性主义关怀与媒介和流行文化相互关联的经典议题。霍尔将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的过程分开，突破了文本框架内的意识形态研究套路和“文本决定论”所导致的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的弊端。凡·祖伦也吸取了霍尔的论点，她回顾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介入媒介收讯的各类研究，一方面赞许当代受众研究已把植根于社会和权力关系之中的日常生活情境与受众自身的文本解读的情感相结合，因为这些收讯研究主张妇女受众从媒介产品中获得建构意义的权力，而不是被给予意义，这在程度上改变了大众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传统关系。于是，妇女受众成了意义的生产者，而不是媒介文本传输的意义消费者。正如凡·祖伦所言：“受众不再被视为由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