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目录学的开端、存世的 部古典目录要籍，同时也是步入古代文化遗产宝库的重要阶梯。历代考证、注解《汉志》者颇众，近人顾实有感于前人之不足，从学术史角度出发，撰成《汉书艺文志讲疏》，不仅考述作者生平、书籍性质，还重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并及于目录版本之诸问题，在很多方面 了前人诸作。是一部值得学者案头备查的专著，也是文献学入门佳作。书后附黄侃《七略四部开合异同表》和书名作者索引，方便研究和阅读。

西方大学的古典学系没有也不需要中国文史典籍课程，我们的古典学系却不得不修习西方的古代文史典籍。理由 简单：百年来的中国越来越西化，究竟会西化成什么样子，我们迄今谁都没底。认识西方文教传统，是我们的古典学“专业”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 《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古典学丛编)》中的三篇文本分别扼要介绍了西方的古典语文学史、古代修辞术史和文本考据学，均属于古典文献学的常识，看起来与我国的古典文献学没有太大差别。然而，西方的古典文献学史隐含着西方文明自身内部的问题，唯有关注到这些问题，我们才会意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古典文献学的差异。 《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古典学丛编)》的作者是刘小枫。

本书是一本畅销的社会科学研究入门指导书，针对文献综述这一重要的学术训练内容，将文献综述的过程分解为六个操作性步骤，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和建议，深受 外大学生、研究生喜爱。本书 版中文版由我社出版，市场反应良好，已重印十余次。第二版将增加新的图表和内容，定价也略作调整。

《中国古代散文论丛(2013):第三届骈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内容简介：骈文是古代中国一种特有的文言文文体，其句多四六对仗，故又称四六文或四六、骈俪、骈体等，具骈文要点而有押韵者称骈赋。该文体在文学史上评价不高主要因为后期华而不实，适于写景而不适于说理。

本书内容涉及苏州过云楼、天放楼，杭州妙赏楼、丰华堂，以及明代晋藩刻书、清乾隆时“翰林院印”与四库进呈本、“四库七阁”、武英殿刻书、荣禄堂与缙绅书等历代藏书刻书掌故，还有清华图书馆中元刊本《唐翰林李太白诗集》、戴震《续方言》手稿、俞樾批校本《水经注疏》、金天羽批校本《史记集解》等琳琅满目的珍本秘籍介绍。由当代古文献学家、山东大学教授杜泽逊先生作序。

书籍的历史首先是从文字开始的，正是由于有了文字。才有了书籍的滥觞。 从刻写在石头和泥板上的人类早的书籍，到后来出现的纸莎草卷、羊皮纸等书写载体。书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铅字印刷术的发明成为书籍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人类自此摆脱了繁琐复杂的手抄本时代，进入快速发展的书籍出版和印刷时代，一个新的行业就此诞生。与此同时，对书籍出版的审查制度也随之确立起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受教育人数的不断增长，书籍很快进入消费品时代。在现代电子技术的冲击下，传统的图书出版和阅读方式正面临着来自各方的挑战和考验。

“吾家墨兵”喻自家藏书，总结了“因、益、通、互”四种整理保存图书的方法。 孙从添则把购求书籍誉为“难事，亦美事、韵事、乐事”，显然是乐此不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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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馆藏古籍特藏地方文献目录摘要》旨在能够反映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古籍特藏地方文献的整体概况，并进一步揭示馆藏地方古籍文献内容，为学术界开展地方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馆藏古籍特藏地方文献目录摘要》收书时间上限可追溯至宋代大理国时期，包括写经、刻本、教科书、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契约文书等；收录范围包括编撰内容与云南有关的、云南籍和寓居云南人士所编撰的，以及云南人刊刻之书籍。共收入地方文献930余种。

袁逸君的这部文稿所收各篇，篇名都很有吸引力。全稿以书为中心，分三部分。一是“书林捭阖”，对书史各有关问题做纵横谈，如于版权、稿酬、书价、剽窃、文稿征集等事，均有论述；二是“书楼探幽”，说与藏书有关诸事，如天一、嘉业的兴衰，抄书、换书、买书的聚书经历；三是“书生意气”，述与读书人有关诸事，如苦乐、仕途、婚姻、烟酒等行为。

本书集分为“文献史读解”、“古欢与陈香”和“旧书文化随扎”三辑。收录有正月里来旧书香（1840-1948年）；从“来薰阁”到“通学斋”；不可重做的一份中日汉籍交流史作业；悲情方志半世纪（1911-1956年）；“九流四部闲征遍，消受春灯一穗红”；“百家珍藏成渊海”等文章。特点突出，十分鲜明。

本书内容涉及中国古书的套版印刷，覆刻本，影抄、影刻、影印，明刻善本，金石拓片，书口彩绘，彩绘地图，藏书印，古代的图书流通，流入图书馆的私人藏书，古籍分类的历史走向，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与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珍品综述，以及有关《麟台故事》、《本草纲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沧桑书城》、《读好书文库》、《中国藏书通史》、《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北京古籍丛书》等的研究与评论。

我国历史悠久，并且首先发明了印刷术，历代所印之书，总数虽不可确考，但以一人之力，终其一生，所读之书也不过是存世之书的九牛一毛而已。然而让人纳闷的是，历代读书人写读书心得的书却很多，甚至从东汉起，专门有了“书后”的文体，韩愈、柳宗元文集中屡见之，后人仿效者不少，明代名士王世贞更著有《读书后》八卷(按：前贤郭沫若、钱穆引《读书后》，均在“读书”下加逗号，将“后”字与下文联属，不知《读书后》乃书名，此一时疏于查考所致也)。不过，这类书与诗话类体裁有别，更与近代的书话有很大不同。从严格意义上说，书话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其中最为读者熟悉的是郑振铎的《西谛书跋》、阿英的《阿英书话》、唐搜的《晦庵书话》。前年是郑振铎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中华书局重新编选郑先生的书话文字，印成《漫步

《中国文献学》是中国现代 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献学的范围、任务、古代文献的流传、类别等重要问题，对版本、校勘、目录等有关整理文献的基本知识，也给以详细的说明，对于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辉煌业绩，都作了总结性的介绍，初步构建起了中国文献学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

本书是关于“校本研究”的专著，书中主要分三大专题，讨论了校本研究的九个要点：校本研究三个基本要素——自我反思、同伴互助和专业引领；校本研究三种基本类型——教学型教研、研究型教研、学习型教研；校本研究三种基本方法——叙事研究、行动研究和个案研究。对每一要点，本书大致都从内涵、性质、类型、过程、意义、途径等层面进行探讨，每一要点之后都附有具体的案例或拓展性学习资料，以便于理解和进一步学习。

刘光蒉的著作是他去世后诸弟子编辑刊行的。初由王含初、赵和庭搜集，张鹏一编定为《烟霞草堂文集》lO卷，1914年在西安印行。翌年李岳瑞重编，1918年王典章(字幼农)在苏州出版。其后，王典章又与张鹏一等同门搜集其它遗著，于1921年刻成《烟霞草堂遗书》(17种21卷)，1925年出版《遗书续刻》(4种4卷)。《遗书》及《续刻》皆由王典章出资印行，前者出版于苏州，后者在南京面世。这就是现存《刘古愚先生全书》的全部内容。当时印数不多，如今坊间已不易见 到。 综观刘古愚的一生，他受国内时势激荡，锐意改革，从教育入手。但是，地处偏僻的陕西，那里排拒新思想，对于新思潮人物不但不欢迎，反而加以压制，因而刘古愚的事业在陕西难以奠定基础。当然，一时一地并不能决定事业之成败，斯时的中国那能容忍革新的浪潮呢? 刘古愚一生的行事只能说是

《中国文献学》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献学的范围、任务、古代文献的流传、类别等重要问题，对版本、校勘、目录等有关整理文献的基本知识，也给以详细的说明，对于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辉煌业绩，都作了总结性的介绍，初步构建起了中国文献学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又字奂份，号直山、直心，亦署郎园，湖南长沙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吏部主事。但旋即弃官归里，所谓“不乐仕进，日以搜访旧书、刻书为事，专力于考据之学”(叶启发《郎园读书志跋》)。叶氏贯通小学、经史，尤嗜版本目录之学。他的弟子杨树达论其学云：“盖先生之于经也，推本雅故，驰贯众家，追迹段、王，自标独得，晚岁笃精小学，众家史籀，有疏读若，有考远人，问字稽撰，六书亦其选也。其于史也，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膺，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即今《读书》一志，声重寰中；《书林》二话，遍流海外。其明征也。”(《郎园全书序》)。此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叶氏之学术成就。叶德辉一生所著、所辑、所刊之书，即《郎园全书》中已达130余种之多，版本目录方面的代表作有《书林清话》10卷

本书作者是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藏书家、治书史，娴于典故。一生手不释卷，颇有呆气，也曾火烧裤子而不觉。本书是他在《书趣》、《中国书源流》之后的又一新作，和《书趣》一样，都是由一篇篇短文构成，富有知识性、趣味性和故事性，文笔通俗流畅。全书分六个部分，分别是：书史留踪、书的收藏、书的著述、书的阅读、书人书事及书遭厄运。

《猎书客》出版于私人藏书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程度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这是一部冠*于世的近代藏书文化先驱著作，内容涉及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和图书出版等多个领域，实为一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式著作。 约翰·希尔·巴顿用诙谐生动的语言叙述藏书家事迹，与图书史、印刷史和出版史等文化史的情景互为表里，悄然之间，勾勒出一道清晰的西方文化传承轨迹，并悠然描绘出一连串流淌着时代文明气息的人文景观。

中国文化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对古籍的整理、保护与开发，是中华儿女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我国古籍资源数字化工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早已完成，制定古籍数字化标准列入议程，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