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总集,收录了自商末(或说周初)到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存目311篇,其中6篇有目无辞。共分风、雅、颂三部。我们以十三经注疏本《诗经》为底本,约请专家注释疑难词句及典故名物,并进行了全诗翻译。评析部分从文学、历史、哲学、民俗、语言、文化学等多个角度对诗篇文本进行解读。在校对文字、注释及作品辨伪、评析方面尽可能汲取先贤时彦的*研究成果。
所谓 礼记 ,就是关于 礼经 的 记 ,即对 经 的诠释讲解,是礼学家对礼经的解释以及他们所采择的各种意见的辑录。《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就是这类的书。《大戴礼记》,相传是由西汉时期的礼学家戴德编纂;《小戴礼记》,相传是由西汉礼学家戴德之从兄子戴圣编纂。《小戴礼记》,也称为《礼记》,凡四十九篇。本书是对《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全文注译。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出题解,扼要概括通篇内容旨意。其次出正文,正文的分节参考了北大标点本《十三经注疏 礼记正义》及各家译注本的分节,文字也参考各种版本进行了勘校,有调整者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再次出注释,注释兼及章句训诂与名物制度介绍,在引述各家说法时,为求简明,常见的郑玄注、孔颖达疏,简称 郑注 孔疏 ,其他注家或相关著作则引作者与书名,如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有三部分:(一)《六十四卦》(即《经》)。(二)《六十四卦》卷后佚书,除了很少一部分见于今本《系辞 下》以外,此书的其余部分都是不曾流传下来的佚书。(三)《系辞》,同今本《系辞》有相当出入,没有今本《系辞 上》的第八章,今本《系辞 下》第四章的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等四节又在上述的佚书之内。除此之外,今本《系辞》大致都包含在帛书《系辞》里面。于豪亮《马王堆周易帛书释文校注》一书对帛书《周易》此三部分做了释文,并与传世几个《周易》版本(包括汉石经、《周易集解》、唐石经、敦煌写本、宋本、阮本等)进行了校勘与注释,其中有些内容胜于通行本,有些内容不如通行本,其中帛书《周易》的通假字和叶韵,有助于对汉以前古音的探讨 通过此番比较,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周易
《周礼》是一部讲建国与设官的著作,保存了大量的先秦史料。本书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一向号称难读的《周礼》加以译注,化艰深为平易,注释翔实,译文畅达。
整体上可以分作四部分:题解、今译、注释、韵读,每篇作品均按这样的顺序进行分析解读。《诗经译注》处处显示出一种严谨务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原诗自是采各版本之长精核精校而成,连标点符号都费了一番斟酌,力求与诗的原意扣合无间。 每篇诗前的题解简洁清晰,寥寥数语点出诗的主题,让读者对这首诗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每首诗下面的译文,是这本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直译为主,句句与原文紧密对应;译文用白话,为的是通俗易懂。注释部分,见作者功力,用《毛传》、《郑笺》、《正义》、《集传》等古注,阐发己见。每首诗后的韵读,按照《诗经》时代的韵部标示该诗的韵脚和韵部。
《诗经》是我国*早的诗歌总集。高亨先生研究先秦文学卓有成就,其治诸子,遵循乾嘉考据遗风,往往胜解精义,发前人所未发;其治《周易》,一改前人 以经解传,以传解经,经传互解 的旧习,首次经传分解,开创了中国现代《周易》 义理派 的研究新方法,为学界所推崇;其治《诗经》,以传统文字训诂学为根基,在校勘训诂上创发新义。砥砺基础,夯实根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诗经》各篇加以说明注释,有许多地方别具识见。 此次《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推出 简体版 ,在保持繁体版的各项笺注释读内容、专名线标点等基础上,寄望于以较易进入阅读的简体横排形式,使更多的读者接触到传统文化的正统解读,领略其中的优质精髓所在。
道潜或许算不上禅门的一流大德,但在僧人诗歌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后世甚至以「参寥」作为诗僧的代名词。晁说之评价曰:「孤山教体外,赋诗汤休上。后来数参寥,接手得宗匠。」(全宋诗卷一二零七 )将其视为诗歌的一代宗匠大家。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三参寥子传云:「世人谓『师之诗雅淡真率,上欲窥陶、白,而下有雁行苏、黄句,即未脱子瞻烟火,雅不乐与宋人同烟火。如参寥自有为参寥,非第以子瞻重也。』斯言得之。」这是说道潜之诗远承陶渊明、白居易,同时受苏轼之影响,持论可算公允。明人杨德周亦云:「或谓师以坡公重。夫不见坡公在黄州,京师士大夫以书抵公,有云闻公与诗僧相从,固东山胜游。此言殆是为公设。是知当时士大夫已谓师重坡公矣。何独谓师以坡公重?」又云「参寥即不与坡公游,亦必不没参寥本色,乃必引之为名航
在《孝经》学史上,zui重要的注本当属流行于汉末至中唐的郑玄《孝经注》。可惜宋代以后,《孝经注》亡佚。有清一代,学人搜集郑玄《孝经注》不遗余力,极具代表性的是严可均辑本。皮锡瑞以之为据,作《孝经郑注疏》,成为清代《孝经》学典型的注本,也是今天理解《孝经》zui重要的注本。而百年来敦煌遗书出土,发现了许多郑玄《孝经注》残片。 《孝经正义》的意义有三:一是在经文上,还原唐明皇《孝经御注》改经之前的经文;二是根据新出土敦煌文献,结合严可均、皮锡瑞所集郑玄《孝经注》内容,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孝经》郑注本;三是对郑注《孝经》进行全面系统的疏解,即以清人解经的方式,详尽疏释《孝经》经文、郑注。
本书作者以《四明经籍志》(作者张寿镛,字咏霓,号伯颂,别署约园,浙江鄞县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和藏书家。底本为四十五卷,或题五卷,其书共分四十五目,分类情况大致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相同。每条书目下,列卷数,作者时代、姓名,出处,后列提要、序跋或考证)为底本,整理、标点了《四明经籍志》的基础上,又立足于当下*的研究成果,对张寿镛原本一些错误、不足之处加以匡正、补充,并从各类提要、藏书书目、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中提取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信息。如将《四库全书总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总目》等目录、提要进行了必要的整合,介绍了文献价值、版本流传、学术影响等方面的内容,个别地方还进行了严谨的考证。这些工作对后人了解宁波乃至浙江的学术文化发展,
《诗经选》一书选录《诗经》中风、雅、颂三部分诗歌共九十篇,题解明晰,注释精要,译文为富有民歌特色的白话韵文为之,更为学者读者所称赞,至今读者已逾百万,是以现代汉语注释翻译《诗经》的数十种选本中影响的一种。余先生对《诗经》的注释和翻译工作不仅着手早,而且达到了高水平。正如作者在本书初版“前言”中所说,“诗经的解说向来是分歧百出的。注释工作不能完全撇开旧说,一无依傍。我们相信正确的态度是不迷信古人也不抹煞古人。正确的方法是尽可能多参考从汉至今已有的解说,加以审慎的抉择。”所以余先生的《诗经》研究代表作《诗经选》自问世以来,就受到学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