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书所列《尚书》经文，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尚书逐字索引》为底本。《尚书》经文之标点，问或不从《尚书逐字索引》，而参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或其它《尚书》注本酌予修订，修改处不逐一加注说明。 2.本书校录先秦两汉典籍所见《尚书》异文，是按《尚书》篇名次序分句或语段罗列，异文所据版本及卷页参见本书“征引书目”。 3.每条经文下所列诸书异文，是按《四库全书总目》所列书序分经、史、子，集依次排列，详见本书“征引典籍次序表”。 4.如某条经文的异文于某书出现超过一次的，相同的异文便按其所在该书的篇章或卷数先后排序。 5.如某条经文的异文前后的内容分别见于某书，则见于该书异文的前后内容，便按其在经文的先后位置排序。 6.某书所录异文，如与经文相同的，则以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
《书集传》或称《书经集传》，或称《书经集注》，也有称为《书传》或别的书名。《书集传》代表宋代《尚书》学研究的学术成就，元代仁宗皇庆二年（1313）议行科举，立于学官，试士亦定为标准注本，是《尚书》诠释的正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影响的学术经典。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承继性，作为赵宋以降儒家的重要著作，研究《书集传》对于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书集传》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蔡沈。根据《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宋元学案》卷六十七以及大量相关资料记载：蔡沈（1167-1230），“沈”音“沉”，或作“沉”，号九峰，建阳（今福建建阳市）人。其父南宋大儒蔡元定，字季通，学者尊称西山先生，“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究。义理洞见大原，下至图书、礼乐、制度，无不精妙。古书奇辞奥义，人
唐文治著陈文嘉点校的《尚书大义(国学初阶)》成于民国十七年（1928）五月，时距民国元年蔡元培宣布废除学堂读经科已十六年。本为唐文治自编教材，盖欲为读经教育提供一浅显之善本。本书分内外两篇，内篇为概说，外篇多系考辩之文，于《尚书》学 聚讼纷纭之诸大问题汇而辨焉，如《尚书释名》、《尚书今古文真伪及篇次目录考》、《伪泰誓考》诸文，计十二篇。作者于此诸文，遇有疑处，时有所自发，不囿汉宋门户，亦不专宗一说，故时有持平之论。
唐文治著陈文嘉点校的《尚书大义(国学初阶)》成于民国十七年（1928）五月，时距民国元年蔡元培宣布废除学堂读经科已十六年。本为唐文治自编教材，盖欲为读经教育提供一浅显之善本。本书分内外两篇，内篇为概说，外篇多系考辩之文，于《尚书》学 聚讼纷纭之诸大问题汇而辨焉，如《尚书释名》、《尚书今古文真伪及篇次目录考》、《伪泰誓考》诸文，计十二篇。作者于此诸文，遇有疑处，时有所自发，不囿汉宋门户，亦不专宗一说，故时有持平之论。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注音全本·口袋本：尚书》根据“流传广泛，内容经典，篇幅通中”的原则再精选出来的二十九种经典，它使用适合携带的口袋开本，保留原书的精美版式，双色印刷，锁线装订，使读者能以低廉的价格收藏经典并享受阅读的乐趣。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注音全本·口袋本：尚书》在编辑、注释、注音时坚持以“四库全书”为主，遍搜各种版本，尽量多地参照*研究成果，力求做到每个字的注释注音都有出处，所选的必是全本，这样有助于读者认识经典全貌。
本书本称《书》，前人把它解释为上古的史书。相传孔子对它作过删削整理。《隋书 经籍志》说：《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至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 本书是古代的重要文献，西汉武帝时被列为儒家五经之一，是士子科举进身的之书。其内容涉及我国远古至周这段漫长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知识，是一部记言体史书。《汉书 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本书，帝王靡不同之。”本书中的名言更是不胜枚举，至今仍然闪熠着不灭的光辉。孔子说：“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甚至为自己衰老不复梦见周公而慨叹，正是因为他被《书》中的言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
一九二四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书杂物放置在一起的“四库全书薈要”，所幸该书不僅完整无缺，而且觸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薈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在竄逃之际，又把“薈要”运到台湾。一九八五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本，共五百册。 由於海峡阻隔，我们暂时无法“睹‘四库全书薈要’”的真容，但是，吉林出版集团对於“薈要”的影印出版，却在某种程度上稍减我们的遗憾。这也是这部中华文化的珍品首次在大陆印行。它的出版印行，无论是对於歷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於中国古代歷史与思
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长期以来致力于书法艺术与文化的研究整理与传播工作。继推出馆藏法书碑帖及技法系列的图书之后，又将逐步推出图文并茂的具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的中国书法经纬论丛。其内容将涉及书论、书史、书家、法书、碑帖、文字学、文献学等诸多方面。 《书谱》是中国书法史与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的极其重要之篇章，其对书学实践具有双重的意义。此篇是用草书写就的理论著作。草书以王羲之为旨归，理论的宗旨亦是如此。故而此篇是学习与研究书法者，不可逾越的作品。然而不仅因书义之深晦，更因《书谱》文词美丽，草法多变，皆给学者带来不便。故而马国权先生，为能充分弘扬其学术与艺术价值，精心研求，成此译注。其书既有对《书谱》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版本流传诸方面的研究，更有对《书谱》原迹释文的校正、原文的
读过《论语》的人也许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通过孔子和其弟子的日常言行，那些原本抽象难解的“仁”、“礼”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人生观，一下子变得让人看得见、摸得着了，它言简意赅，平易近人，又处处折射出儒家哲学思想的光辉。所以《论语》可以称为是一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为成功的范例。孔子作为中国历*伟大、*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论语》被人们认识的。
《古籍导读》是作者屈万里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任课时的讲义，共分为3编，上编为古籍概略及初学古籍简目；中编为明板本与辨伪书；下编为经书（八种）解题。 本书详细介绍了多种基本古籍的内容、版本及辨伪情况，介绍了治学的基本方法及途径，是初学者的入门参考书。
《尚书学史》是著名上古史研究学者刘起釪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本书共分为九章，对《尚书》的产生与定名，篇目流传情况，以及从先秦到近代，各派学者对《尚书》所进行的研究，进行了清晰的整理考述，系统地叙述了《尚书》学发展流变的过程。书中引录了大量文献材料，从经学到史学，从古代到近代，为读者提供了全面参考。
该书对《尚书》原文及历代名家之注一一加以诠释，包括语词的训诂、名物制度的考订、地理的考证及经义的串解。书中引证宏富，堪称《尚书》学的一部总结性著作。这次点校，以清嘉庆冶城山馆本(又称平津馆丛书本)为底本，并查校了皇清解经本；对孙氏的引书，尽可能核对原著，订正讹误；断句仍以孙氏理解为准。点校者另编有目录置于卷首。
此书，竖行、从左向右读，繁体字、字体较粗，注释小字夹于正文中。此书可与《史记》中相关历史人物、《诗经》中的雅的部分合读，更有意思。比较适于有一定文言文功底的人士阅读、赏析，也可当工具书使用。粱启超国学书目推荐此书。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一起称为《四书》，是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次影印所据底本，为铁琴铜剑楼原藏（今藏国家图书馆）宋淳祐十二年当涂郡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之《论语集注》抽印本，作为《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之一种，供广大国学爱好者阅读收藏。
《朱子〈尚书〉学研究》全面梳理了所有相关朱熹《尚书》学之资料，通过对大量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内容充实，态度客观，功力扎实。例如朱子对宋代四家《书》学之评价，谓“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②。朱子一字评是否符合诸家实际以及所谓“简”、“繁”、“凿”、“巧”意旨如何，作者通过勾陈诸家《尚书》著述，对此一问题做出了很好回答，使学界可以具体地认识四家《书》学特质及朱子评价之精确。再如，朱子解《尚书》之原则与方法，朱子对《尚书》之辨伪及训诂义理成就，朱子《尚书》学与蔡沈《书集传》之异同，皆以翔实之资料立论，强化了朱子《尚书》学这一命题之合理性和理据性。 《朱子〈尚书〉学研究》还通过梳理朱子《书》学与其思想体系之内在逻辑关系，总结朱子以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