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 礼记 ，就是关于 礼经 的 记 ，即对 经 的诠释讲解，是礼学家对礼经的解释以及他们所采择的各种意见的辑录。《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就是这类的书。《大戴礼记》，相传是由西汉时期的礼学家戴德编纂；《小戴礼记》,相传是由西汉礼学家戴德之从兄子戴圣编纂。《小戴礼记》,也称为《礼记》，凡四十九篇。本书是对《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全文注译。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出题解，扼要概括通篇内容旨意。其次出正文，正文的分节参考了北大标点本《十三经注疏 礼记正义》及各家译注本的分节，文字也参考各种版本进行了勘校,有调整者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再次出注释,注释兼及章句训诂与名物制度介绍，在引述各家说法时，为求简明，常见的郑玄注、孔颖达疏,简称 郑注 孔疏 ，其他注家或相关著作则引作者与书名,如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
《周礼》与《仪礼》、《礼记》合称三一礼，属儒家经书的经典之作，均代表了古代东一方文化的精魂，流传至今盖两千余年，其影响至深至巨。统治者尊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作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把它们当作修身处世的懿训。
《禮記》鄭注版本以南宋撫州本爲善，有《古逸叢書三編》影印本。越刊八行本之經注文本可與此媲美，而遠勝於余仁仲本、岳本以下諸本。《禮記正義》版本以南宋刊單疏本屬珍貴，收錄於《四部叢刊三編》，而僅存八卷。越刊八行本之版本價值僅次於單疏，且具備全書七十卷。可見如今學者欲研習《禮記》鄭注，閱讀《禮記正義》，當以越刊八行本爲善本。潘明訓舊藏越刊八行本，上世紀二十年代有影印本及影刻本，影刻本至九十年代又有重印，但如今已不易購。日本足利學校數百年來一直典藏一部越刊八行本，雖缺八卷，印製時間頗早，較之潘明訓舊藏本，補版甚少，價值更高。本書對照影印潘氏本與足利本，極便校對。通過比對，讀者可以直接觀察、理解宋版經過補修，增加挖改、換版，文本逐漸失真的過程。毋庸爭議，本書就是《禮記》鄭注、《禮
《仪礼正义》四十卷，清胡培翚撰，清胡肇昕、杨大堉补，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咸丰二年（1852）刻本影印。《仪礼正义》是著名的清代正经新疏之一，该书汇纂旧解，间加案断，集《仪礼》学之大成，被公认为今人研究《仪礼》的***典籍。其主要作者胡培翚也因此得享美誉， 自国初以来，礼学之业，未有盛於先生者 。《仪礼正义》在胡培翚身后始得付梓，初刻于清咸丰二年，因遭兵乱，未及大量刷印。至同治时，板片又经递修、重印，光绪之《皇清经解续编》亦收入该书，今日各地馆藏多系其同治、光绪印本，咸丰刻本则较为希见。此次影印的底本是咸丰刻本的精印本，品相完好，纸墨俱佳，足供研读之用。除《正义》原书外，新增附录三种，一为胡宣铎撰《仪礼正义正误》，一为王文锦先生撰《仪礼正义校勘记》（据未完稿本整理），一为乔秀岩先生所辑之相关
《周礼》一书内容极其丰富，大自天下九州、邦国建制，小到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几乎无所不不包，涉及官制、田制、兵制、刑法、礼仪等诸多方面，蕴藏着战国以前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史料，实际上它可以被视为一部政书。
《周礼述註》是清代有名礼学家、经学家李光坡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主要择取郑玄、贾公彦注疏文字，删繁举要，以追溯训诂之源。又旁采其他历代《周礼》注家，参以己意，以阐释制作之义。如四库馆臣所说：“虽于郑、贾名
《礼记》共49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该书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篡辑，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制或研究儒家学术思想史的书籍。其中有许多关于学习、教育、生活、修养身心和为人处世的道理，精辟深刻，对今人仍有教益。由于《礼记》内容驳杂，除少数篇外，大部分很少有突出的中心内容，而且缺乏逻辑联系，因此殊为难读。
《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录汉至1999年历代学者研究《周礼》、《仪礼》、《札记》(包括《大戴礼记》)的专著2683部，民国以前的专著撰有提要，提要内容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简介、内容、价值、版本、存佚状况及藏书单位，对相关的版本源流等问题做了考证。下编收录1900至1999年国内外研究《三礼》的论文2123篇，每篇论文著录篇名、作者、刊物名称、发表时间、卷(期)号和页码。该书的编著，就《三礼》而言，可使经学、礼学、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等研究者省去检索群书的很多麻烦，览此—书，即可得知相关信息，对学术界人士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仪礼》、《周礼》、《礼记》并称“三礼”，是记载我国早期礼法、礼义的经典著作，其中，《仪礼》主要记述具体礼法仪式，《周礼》主要记述职官职务，而《礼记》则侧重阐明礼的意义和作用。在“三礼”中，《礼记》由于文风清丽，内容丰富，包含较多具有人生启迪意义的格言警句，因此流通广，受历代学者青睐。早在西汉时期，戴德、戴圣叔侄二人便以习礼闻名于世，所传礼学，分别被称为《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大戴礼记》流传不广，唐代时已亡失大半，现仅存三十九篇。学界习称的《礼记》，为《小戴礼记》，我们熟知的《大学》、《中庸》即出于此。后经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公元一二七—二〇〇年）作注，《礼记》地位更为尊崇。郑注不仅使一些晦涩难解的文字详明易懂，而且极大地丰富了经文内容，裨益后学，经久不衰。 此线
《岁时之属(靠前册)》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一项学术事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为了通过整理、编纂传统礼学文献，从中提炼出渗透了民族精神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为民族国家认同提供思想资源，为制度文明建设提供借鉴，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礼仪典范。
有名学者钱穆先生指出，“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中华礼学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然而由于去古日远，且礼经特别是仪礼部分“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致三礼之学日渐式微，一度被学界称为“绝学”。礼学各种典籍逐渐散乱，且礼学文献由于散见于各种不同古籍，一直没有作过全面的辑录汇编，许多古籍处于濒危状态。正是有见于此，我国有名礼学专家沈文倬先生于2000年前后即提出“编纂整理礼学典籍，为中华礼乐传薪火，为中华后人留记忆”的礼学文献编纂倡议。沈先生的倡议得到了靠前学界的广泛响应，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将其提为重点研究方向，先后历经近十年论证研究，于2010年底，浙江大学古籍所集全所之力完成了基础性的调研工作，编纂完成《中华礼书总目》，完成了对我国现存礼学文献的
《大戴礼记》相传伪西汉戴德编选，实际约成书于东汉时期，是一部研究上古社会状况和儒家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书。原书85篇，现存39篇。自北周以来，该书不断有注本问世，清人王聘珍撰写、王文锦点校的这部《大戴礼记解诂》是其中较好的，特点是注重保留旧本原貌，依《尔雅》、《说文》及两汉经师训诂，无杜撰之言。
《周礼》一书内容极其丰富，大自天下九州、邦国建制，小到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几乎无所不不包，涉及官制、田制、兵制、刑法、礼仪等诸多方面，蕴藏着战国以前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史料，实际上它可以被视为一部政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