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论语》是了解孔子哲学、政治、教育、文化等学 说的很重要的资料。 半部《论语》治天下 ，从古至今，《论语》都是一部不能 忽视的经典。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典，《论语》的主张思想已浸透到到中国两千多年的政 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里去。
《论语》是孔子弟子与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也是弟子之间的谈话，是后人了解孔子以及儒家思想 核心的文本。它位列“四书”，是儒家基本经典之一，被尊为“中国人的 ”，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欽定篆文四書》是清康熙帝命大臣用篆書形式編訂的儒家經典。康熙帝認為“漢人傳經多用隸寫，至唐開元改寫今文，於是諸經悉從楷體，古經舊本久已沿訛”，需要用小篆體重新考訂、書寫，“俾學者奉為圭臬，得以循流溯源，有禆經學”。當時用篆文編訂的經典還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六經。時特設篆文館，李光地、王掞為總閱官，張廷玉、蔣廷錫、陳邦彥等為校閱官，王澍為校對官，張照、薄海奉旨校刊。參與編訂人員中的王澍和張照皆為著名書法家。清初工書者，大抵淵源於明文徵明、董其昌兩家，王鴻緒、張照為董氏嫡派，何焯、王澍則與文氏為近。王、張尤為一時所宗。 據康熙原本原大景印，選用上等宣紙，珍本再造，疏朗悅目。
大正十一年（1922），怀德堂（大阪汉学私塾）纪念会同仁商定请武内义雄（1886 1966）重新校勘皇疏，恢复其六朝旧体。武内义雄以日本旧抄本中年代较早的文明本为底本，同时参校了其他十多种抄本、刊本。大正十二年（1923），武内义雄校订本出版，即 怀德堂本 。怀德堂本《论语义疏》正本四册外，校勘记另为一册。武内义雄又专写了《校论语义疏杂识》一文，对《义疏》的来历、现存皇疏旧抄本、皇疏之原形、经注之异同、疏文之衍字等作了详细的论述，廓清了不少围绕在皇疏周围的疑团。学界普遍认为怀德堂本选择底本好，参校本多，基本恢复了皇疏钞本旧貌，远优于根本逊志本。本书为《蛾术丛书》第二种，影印大正十二年怀德堂本《论语义疏》十卷，武内义雄《论语义疏校勘记》一卷，书后附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十卷。
《民国双语译丛》包括由辜鸿铭翻译的《论语》《大学 中庸》两种，辜鸿铭的儒学英译语言精练，词意精达，并纵贯中西，援引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将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帮助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辜鸿铭对儒学的翻译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近代讲解儒学的经典。这个版本也成为风靡欧美、通行世界的儒学英译读本。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
《论语》自问世以来，就成为了治国平天下的大纲，修德立身、为人处世的准则，成为中国人的经典。其影响力之大，乃至决定了中华民族性格、心理、习俗的特征。《经典品读书系：论语》让我们与孔子对话，在聆听孔子的教导中，思索一下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对待他人，怎样对待学习，怎样对待事业，怎样对待社会。
孔子和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由他们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传世的《论语》、《孟子》二书，系孔子、孟子的言论辑录，是反映孔、孟思想的基本著作。到了宋代，儒学大师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篇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而由他著述的《四书章句集注》，备受推崇，数百年中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教材，成为对所世有深远影响的儒家经典。 为学习研究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我社组织专人以原山东海湖阁藏明版朱墨套印本为底本，参校元至正二十二年武林沿德堂刻本、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清同治十一年山东书局刻本等，对《四书章句集注》校点整理，排印出版。全书简体字横排。经文部分，依照原书先后次序按章节排开。
尽管现而今，我们早已习惯并使用白话文近一个世纪了，可中国世代流传的诸子百家典籍，尤其是儒家学说，在中国的历史文化长河里依然要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宋代赵括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孟子则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虽然书中多为治国平天下一类的言论，其实在我们今人的生活中依然可以得益颇多。 《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和思想的一部书，同时也记载了孔子一些弟子的言行和思想。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言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语言”的意思。所以，《论语》就是孔子的弟子把听孔子讲课以及孔子与时人、弟子谈话时所作的笔记，加以整理、编纂而成。 《论语》的成书，大约
《四书》原文以权威版本为底本，由整理者校以多种版本而成；译文则分别约请张燕婴（《论语》）、王国轩（《大学》、《中庸》）、万丽华、蓝旭（《孟子》）完成。本书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以对开的方式排版，以为读者提供阅读*方便的文本，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四书》原典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经典的无穷魅力。
《论语》是孔子及儒家学派的首要代表著作，原文为语录体，由数百段简练的对话、表述组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包含礼乐、教育、政治、个人修养等内容。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书逐段做了注释，并且译成白话文。
《论语》以记言为主，故称语。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另一方面，《论语》也显示出了语录体著作的独特魅力，语言含蓄隽永，故事简洁生动，往往能体现出一些长篇论述所难以表达的思想深度，折射出一些长篇论述所难以反映的人物个性和环境特征。同时《论语》灵活的编纂形式事实上使该书的表现内容大为增加，多方位、多视角地体现了孔子的思想、性格、才能、趣味、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利于读者全面、准备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无论从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魅力来评价，《论语》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作品。
《四书》是公认的儒学经典，它原来并不是一本书，而是由《论语》《孟子》这两部书和《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合辑在一起的统称，由南宋大儒朱熹汇辑刊刻，从此广为流传，名声鹊起。 作为儒家学派的经书，《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华夏无数先贤实践的思考的结晶，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华。 毋庸讳言，《四书》中也夹杂着一些先人的思想的局限，这些局限已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包袱，这无疑是需要加以扬弃的。因此，我们应当抱着去莠存良、古为今用的科学态度
《尚书》本单名《书》，是我国部较为可靠的史料汇编，由《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组成。春秋以来的传本，据《序》知为100篇，今传本58篇，其中有25篇为“伪古文”。 《尚书》源流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但不管怎样，《尚书》的史料及文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认为，对《尚书》的研究，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其文字的训读方面。就是说，得先真正读懂它。而只有真正读懂它，其源流方面的问题也和会终考辨清楚。如果不能从文字上真正读懂它，而想确如其（指“古文”篇）编写年代，恐怕是不可能的。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
《孟子译注》是杨伯峻先生的力作，注释准确，译注平实，是当代*好的《孟子》读本之一。本书作为一部通俗的古典名著读本，不但能帮助一般读者读懂《孟子》一书，还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和参考。本书是《论语译注》的姊妹篇，杨伯峻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当代人学习《孟子》的 基本书 。
《论语译注》系名家力作，杨伯峻先生在精研《论语》的基础上，对《论语》二十篇进行了精确细致的注释和翻译。每章分为原文、注释、译文三部分，注释精准，译文流畅明白，是当代*好的《论语》读本之一，在学术界和读者中享有盛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