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是民国时期小学领域的学者之一。他的《词诠》是我国文字研究方面解释虚词的代表性著作。作者的初衷是要读者明白词无定义，虚实随其所用，不可执著。本书原与作者所著《高等国文法》相辅而行，前者释词，后者释文法，读者兼读两书后，庶几可会通我国古文法，于读书得事半功倍之效。
本书分上、下两册，内容包括“《论语》其书”“孔子其人”“读《论语》的方法”“《论语》全文解析”“《论语》导读”“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篇章体例包含“原文”“注释”“大意”“解读”“成语集释”“思考辨析题”六大版块。本书读者对象为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
《尚书通解（1）/钟永圣国学大讲堂》尽可能用通俗化的表达进行历史叙述，尽量抛开对一字一词的考证式的解释，而着重在人性分析上面，着重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后因果进行分析，理清其中的关系和脉络。以古今“人性大体不变”为基本原则，把沉寂的古代经典，活化成历历在目的往事，帮助人们理解中华上古历史。
《任中敏文集：新曲苑（套装上下册）》取未曾收进《曲苑》的曲话、曲韵等书辑录而成，包括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陶宗仪的《辍耕曲录》；明代何良俊的《四友斋曲说》、王世贞的《曲藻》、徐复祚的《三家村老曲谈》；清代李渔的《笠翁剧论》、焦循的《易馀曲录》、李调元的《雨村曲话》；近代姚华的《曲海一勺》、吴梅的《霜曲跋》等专著共34种，还附有任讷仿焦循的《剧说》和王国维的《优语录》体例，摘抄散见于笔记、杂录中有关材料汇成的《曲海扬波》。其中如上列的几种，是元、明、清至民国初年较重要的著述。
《论语注(精)/清末民初文献丛刊》共二十卷。卷首有康有为《序》，逐卷对《论语》进行注疏，在注疏体例上，每一卷先在开头解题，然后注明章数，再对每一章抄录原文进行详细注解。注解时通常先解释个别字词，然后引证前代儒学诸家如郑玄、朱熹的注疏阐释句义，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为主，融通古今，兼摄中外，对儒家经典进行创造性的阐释，以期达到“化古昔为今务”的政治功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篆刻是一门综合艺术，它不仅需要有娴熟的专业技能、技巧，需要有广博的文化修养，而且还要对不同时代的观念、印风、文字有所研究。金文是一座硕大的字库，其可读字量大、形体复杂多变、风格多样，给金文爱好者带来很大困难。王宏君编出了的这部能从金文直查楷书的《金文楷释大字典》，它是一部普及型的文字学工具书，所收金文，上起殷商，下至东周，完全以铭文为限。解决了这些我们一代、甚至几代印人，乃至书法家的大问题。可谓一桥飞架，古今淹通。凭借这架桥梁，可以轻易便捷地阅读殷周青铜器上那斑驳的铭文，享受着高雅与古朴相和谐的汉字艺术，挖掘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琢玉：弟子规伴成长》是作者教育创新成果——“践行《弟子规》，做知恩识礼人”德育教育项目的总结。书中不仅明确提出了中华文化经典教育的基本理念，并且将作者所在学校校训中的“约之以礼”作为着力点，全面生动介绍了如何教育学生做人、使中华文化经典融入到学生的血液与灵魂当中的方法。作者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日常行为规范、家校联动等方面给出生动而翔实的例子，为中华文化经典的实践教育提供宝贵的经验。《琢玉：弟子规伴成长》对中华文化经典进行辨证继承，力求深入挖掘古代文化经典的当代意义，内容丰富全面、系统严谨，既有启发性，又有趣味性，是中华文化经典教育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籍。
很多人都知道仓颉造字的美丽传说，但事实上，仓颉只是传说中的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人物，他不可能一个人创造出所有的汉字，而只可能是最早对汉字进行了系统整理的人。据考证，汉字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它起源于幅员辽阔、古老文明的华夏大地，源于上古先民的共性经验，是一代代先民根据生活实践慢慢创造的结果。每一个汉字，寻根究底，无一例外地都来自生活的真实。在距今三干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时期，汉字已经达到了基本成熟的阶段，在其后的发展中，它又先后经历了金文、小篆、隶书、楷体等不同形体的演变和锤炼，逐渐趋于稳定。
《四库全书小说家类：》是中国志怪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 《四库全书小说家类：》作者不详，古人认为《四库全书小说家类：》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