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心得》汇集了清朝名幕汪辉祖以数十年官场经验写就的《学治臆说》和《佐治药言》，以及元朝名相张养浩的从政名著《三事忠告》首次解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为官密码和游戏规则，堪称古代官场教科全书，为历代地方官吏和幕僚的枕中鸿宝对于个人的立身处世也不无裨益。 《三事忠告》影响了日本一代企业界精英。张养浩说，“天下之职莫过于选相，宰相之职莫过于用贤”。日本企业家广庆太郎深受启发，提出企业的经营者也应该以“用贤”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并根据张氏的观点提出了求贤选能的方法。

本书所收入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都是国学经典性启蒙读物。在古代的经典性启蒙读物中，《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为普及、*有代表性的三种，世俗或将它们并称为 三百千 。这三种读物中，《千字文》产生于南朝梁时，《百家姓》产生于北宋初，《三字经》产生于宋元之际，尽管产生的时代不同，到明代都已成为相当流行的启蒙读本。

本编《逸周书》正文及孔晁旧注，均以《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二十二年四明章檗校刊本为底本，底本之简体、俗体及羡笔、减笔异体字均径改正体，不出校，余则一仍其旧。 本编[汇校（含补）]明各本异同，兼录各家校（含补）语；[集注]辑录各家注说。

《论语》对于稳定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所起的巨大作用。《论语（现代版/插图本）》在原先的基础上强调了体例上的统一。本书还体现《论语》原著风貌，作者在拆出原文过程中，重新把现代版的白话语录，进行恶劣一次再三推敲的重新酌定。 本书的特点，就是打破原书分类的条条框框，按照我们现在的阅读习惯进行了重新分类。此番则除旧布新，重新归类，学习归学习，教育归教育，道德归道德，从政归从政；孔子语录归孔子语录，弟子语录归弟子语录，使人一编在手，条分缕析，大有面目一新的感觉。

《春秋穀梁传》，《春秋》三传之一，儒家 “十三经”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穀梁赤，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穀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穀梁传疏》。《春秋穀梁传》在西汉宣帝时曾经盛极一时，是研究先秦到西汉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钱穆先生为文史大家，尤对孔子与儒家思想精研甚深甚切。《论语新解（精）》乃汇集前人对《论语》的注疏、集解，力求融会贯通、“一以贯之”，再加上自己的理解予以重新阐释，实为阅读和研究《论语》之入门书和推荐阅读书。

本书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为修撰《资治通鉴后记》而作的札记，共16卷。比较详尽地记载了北宋六朝（906-1070）的国故时政，内忧外患，揭示矛盾，反映了许多社会问题，为后世留下极其珍贵的史料。书中所记大多为作者所见所闻，记载真切，所记史事注明来源。《涑水记闻辑佚》《温公日记》《温公琐语》《诸家著录题跋》附录在文后，同时还有人名索引，除使用四角号码检索外，还增加了《笔划检字表》，增加读者查找的便利性。

《袁氏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篇。《睦亲》60则，论及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具体分析了家人不和的原因、弊害，阐明了家人族属如何和睦相处的各种准则，涵盖了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处己》55则，论立身、处世、言行、交游之道。《治家》72则，基本上是持家兴业的经验之谈。

司马迁的《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被称为“二十四史”之首。作为纪传体，它又不同于以前史书所采用过的以年代先后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编限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在史学体例上是影响深远的创举。 《白话史记（图文精释版）》甄选了《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中的精彩篇章，将其译成白话奉献给读者，以帮助读者了解这部伟大的著作，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感受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

《图解论语》为语录体文集，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此书成于众手。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其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经由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的代代传授，并逐渐将传诵的孔门语录言行记录下来，集腋成裘；最终在战国初年汇辑论纂以成书，因此称为“论”。儒家原始经典之一，是了解孔子哲学、政治、教育、伦理、文化主张及其学说的最直接、最可靠的资料。 《图解论语》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让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其中的内容，让人们享受阅读的乐趣。

《资治通鉴》是我国部编年体通史。为宋代名臣司马光主编，与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当时治史名家，历时19年，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1362年的大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使自汉末以来的学者所编纂的各朝断代编年之书，一变而为联结古今的大编年史，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大创作，与《史记》并称为古今史学大著，为学史者之著作。 司马光主持编纂之《资治通鉴》，其意在于“治道”，故对史事裁选，极为明确：凡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以及才德并高、行为世范、与国休戚的人物，都叙述详明，以作为当时和后世的借鉴。而于骚客吟咏、隐士高蹈等无关政治民生的人物言行，均不予记载，故像屈原、陶渊明、李白这等隐士高才，均不见采。 司马光所处时代，距今已900余年，当时文言与当下所用的白话文已相去甚远，故现代人读之，多有因感到

《四库全书》所收三千四百种图书，其中五百多种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或存目的，在纪晓岚所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它们被统称作“水乐大典本”。一九八二年，钱钟书先生指导乐贵明先生编辑出版了《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对《四库全书》中所辑“水乐大典本”百六十四种“别集”进行了全面“清查”。依据已经编妥的《永乐大典索引》，抽出六千四百九十五条《永乐大典》原文，与四库辑本条目逐一查核，竟有一千八百六十四条被四库馆臣有意无意漏辑。就是说《四库全书》裹价值高的“水乐大典本”，条目漏辑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八。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这个事实，科学地证明了两点：一，《四库全书》中的“永乐大典本”并不可靠，第二《永乐大典》不容辨驳的可信性。对《四库全书》，《四库辑本别集序》中有一段准确的评论，值得温习

五代南唐有两位研究《说文解字》的学者，徐铉和徐锴。徐铉传的《说文》即今通行本的《说文解字》，徐锴传的《说文》为《说文解字系传》。通行本《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系传》在内容、每字的笔画注释、各字之间的次序上，均有所不同。根据周祖谟先生的研究，《系传》有许多长处，它除引证古书和今语疏证古义和古语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以许训解古书；二、说明古书的假借；三、说明古今字；四、说明引申义；五、兼举别义；六、辨声误。 《说文解字系传》有三种版本流传，其中以清道光年间祁嶲藻刻本为，这个刻本据清顾千里所藏的影宋钞本和汪士钟所藏宋椠残本校勘而成，远胜它本，故据以影印。

《词诠》是集释古代汉语的重要著作，之所以言其重要，是因为它代表了应用现代语法学并给合传统训诂学研究解释虚词的开拓性实践。作者在语法学初兴之时，写就《高等国文法》，中有论述虚词部分，因文法书的性质，不能尽言作者虚词研究心得，所以，另辟新章，写成专论虚词的著作。作者的虚词概念，不单包括通常无实在意义的虚词，也包括有一些实在意义的代词和副词，这是别有眼光的。全书收录3472个虚字，按照注音字母排序，每字下先分别词类，再续以解释，再举出例证。此书最突出的特点是既有意义训释，更强调虚词在语句结构中的功用描写，这是过往从训诂学出发单纯解释意义所未曾有的，是一进步。

《资治通鉴》是我国部编年体通史。为宋代名臣司马光主编，与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当时治史名家，历时19年，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1362年的大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使自汉末以来的学者所编纂的各朝断代编年之书，一变而为联结古今的大编年史，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大创作，与《史记》并称为古今史学大著，为学史者之著作。 司马光主持编纂之《资治通鉴》，其意在于“治道”，故对史事裁选，极为明确：凡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以及才德并高、行为世范、与国休戚的人物，都叙述详明，以作为当时和后世的借鉴。而于骚客吟咏、隐士高蹈等无关政治民生的人物言行，均不予记载，故像屈原、陶渊明、李白这等隐士高才，均不见采。 司马光所处时代，距今已900余年，当时文言与当下所用的白话文已相去甚远，故现代人读之，多有因感到

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提出了两个极富创建性的论点：一是对莱布尼茨受白晋所寄的伏羲八卦图启发而创立二进制这一说法予以了否认；二是来华的传教士将部分中国科技文化带回欧洲，从而对欧洲的近代科学产生了影响。

《汉书窥管》是“汉圣”杨树达先生的代表著作，是《汉书》研究公认的集大成著作，代表了清代考据学直至民国时期现代学术兴起对《汉书》研究的精湛水平。本书体例依照《汉书》篇目，以《汉书》疑难章句为纲，先录儒先成说，再作按语，作者以炉火纯青的文字音韵训诂文法校勘修辞学养加以辨正。全书涵盖古代汉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多个学术分支，是古代汉语专业的书。

自汉至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占有统治的地位。经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清代则是很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清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我们利用经书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一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礼书通故既非疏体又非注体，但它与礼记训纂等配合，可起疏的作用，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