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作为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之典范，以其文笔之精审流畅，内容之丰富翔实，录事之求实考信，思想之博大精深而蜚声中外，倍受推崇。该书共二百九十四卷，计三百余万字；其记史也，上自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止于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在这部史学巨著中，司马光着眼于为政之方略得失，前世之兴衰隆替，集兴邦之略，匡君之言，为臣之道，善治之规于一体；融语言的艺术性、生动性，思想的哲理性与深刻性于一炉，前承古人，后照来者。《资治通鉴》问世九百余年，已刊刻出版七十余次；一代伟人*，一生曾阅读此书十七遍，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受国人推崇之程度。《资治通鉴》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瑰宝，在世界史学上亦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本书编者在参考胡注本及其他多家注本的基础上，杂采众说
汉朝司马迁作的《史记》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最伟大的历史名著，其中有许多文学名篇。因为司马迁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比较进步的历史观点和高度的文学修养，所以他能够审择史料，创设体例，刻画人物，把先秦以来多方面的史实和他当代社会各阶层的形形色色的动态如实地反映出来，写成这样一部完整丰富的“通史”。更因这部书有缜密的体例，可以妥帖地安排多方面的史实，于是就被那些由汉朝到清朝的许多史学家所接受和取法，无形中便规定了他们写历史的范式。另一方面，又因这书的内容丰富灿烂，生动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反映了社会的复杂生活，于是又被后来历代的文学家奉为典范，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莫大的影响。《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历史的长河上；《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华民族和全世界的文化
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三九），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绍兴进士，做过一些地方官，并做了两个月的参知政事（副宰相）。乾道六年（一一七○）作为使节到金朝去谈判国事，抗争不屈，几乎被杀。淳熙九年（一一八二）退隐到故乡石湖。他怀有报国大志不能实现，同情人民苦难又无能为力，这种思想构成他的诗歌创作的主题。特别是后半生，创作了非常有特色的田园诗，洋溢着热爱生活的激情，是宋诗中的篇章。他善写绝句，诗风清丽精致。本书是于北山教授年谱著作三种之一（其他两种为《陆游年谱》、《杨万里年谱》）。按时事、谱文、录体例撰写。时事主要讲宋金对峙形势，为谱主提供广阔的社会背景。谱文部分重点叙述谱术的爱国思想、政治作为以及仕履和诗文创作情况，兼及交游。全书考订详实，材料丰富，体现
《百衲本南齐书》除追叙萧道成在刘宋末年的政治活动外，主要记萧齐皇朝二十三年间的史事。包含序录一卷、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其中序录一卷久佚，故全书今存五十九卷。全书文字简洁，行笔流畅，叙事完备。作者萧子显既是萧齐宗室，又是萧梁宠臣，不得不为萧道成避讳，又不得不替萧衍掩饰，但仍能坚持做到“于序事中寓论断”，被后代史学家称为“良史”。
十国典制考制度承唐启宋，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全书以现存古典文献特别是宋元以来的文集、碑志、方志、野史、笔记、小说为基础展开研究，从礼仪制度、法律制度、学校制度、科举制度、宰相制度、地方行政制度、赋役制度、货币制度等方面对十国时期的典章制度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勾勒出十国典章制度的基本面貌和演变脉络，细节考订切实可靠，不乏创新之见，有助于我们细致的理解十国时期的历史乃至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发展史。
本书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之一。20世纪以来，吐鲁番出土文书流散到世界各地，邻国日本是收藏最丰的国家。本书作者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对流散到日本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拟题编目。全书对于日本一些收藏颇丰、已有过全面拟题的编目，在充分尊重日本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加以登录和补充，对于一些没有编目的馆藏，则依据每件图版做了新的订题编目。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縣人，是中國近代史上著述甚豐、影響極大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從一八九六年主筆《時務報》開始嶄露頭角，活躍在歷史舞臺近四十年，以其多姿多彩的形象，久領風骚。他一生鍾情於政治，早年組織“公車上書气參與戊戌變法；民國時期反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出任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財政總長等職。他一生致力於“新民“在傳播西學、以新知識新思想啟迪國民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是晚清民國時期“輿論界之驕子气從創辦《中外紀聞》到《改造》停刊，一生創辦和主編了十一家報刊。他是中國古代學術的終結者和現代學術的奠基者之一，對於“新史學”的貢獻，無人能相匹敵。他寫就的《清代學術概論》、《先秦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開拓了學術思想史、社會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收录二十五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及其在宋代至民国间的考证，注释与补遗之作，收录清代至民国间补撰的各朝艺文志或经籍志，收录宋、明。清三朝的国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共计83种，每一种都作了标点、校勘，大致根据时代和篇幅分为27卷30册。这是史志目录首次大规模的汇辑和整理，显示了各代藏书与著述之盛，在程度上摸清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家底，反映了各个时代各种学术的兴起、发展与演变，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科技的繁荣，为贯通考察典籍的成书、著者、卷帙，真伪、流传等情况，提供了最基本、最可信的依据。
昔余宰渭南六年，尝裒其公牍批判付诸剞劂，已数干部流布人间矣。光绪己亥春，开缺，以道府用。辛丑夏，遂擢秦臬，秋摄秦藩事。其自治文牍，一如为令长时。每一批词挂发，吏民传写殆遍。癸卯以后，秦中官报即以吾公牍为资料。积久手橐，多至盈尺。戊申秋，莅江藩任时，新政繁兴，公私困匮，事冗于秦者数倍，然亦时有批苔，为人传诵。吾乡李茹真大令劝付排印，以供众览。乃发陈臬以后之公牍，自辛丑迄庚戌，凡十年，厘为二十卷，名曰《樊山政书》。属夏午贻编修校雠删订，而付李君督匠排印。曩张文襄师最爱鄙文。每秦报至鄂，欣然披览。时对僚属诵之，且曰“云门下笔有神，每言出若口，必与人异”，已而曰“藩司官不为小，而好作谐语是其一病”，感念斯言，为之泣下。今汰其甚游戏者，而仍间存谐语，聊志吾过，且实师言也。宣统二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