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和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19年编纂而成的史学巨著，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规模空前。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其所记载的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涵盖了1362年的历史。和《史记》有所不同，司马迁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重视天人关系和朝代更替的规律；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则更加现实，他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因此在选材上，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作用的政治史就毫无疑问地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通鉴》极其重视腐败政治，对于政治清明和黑暗时期都用功很深，也重视战争。举凡权力更迭、施政得失、制度沿替、人才进退都有详尽深入的记载，这些内容也是《通鉴》一书的精华所在，记述

该书系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中古史研究之力作。 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分析构成隋唐制度的历史因素，上溯汉魏南北朝、提纲挈领地说明中古历史衍化变迁的脉络。

《资治通鉴》简称 通鉴 ，是北宋的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共 294 卷，历时 19 年完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记载了上起周威烈士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 年），下讫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 959 年）共 16 朝 1362 年的史事。 司马光从开始编撰到停笔花费了整整十九年的时间。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发展脉络，看到秦、汉、晋、隋、唐等统一的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政权的兴衰，看到帝王将相们的处世之道、为政之法，以及他们在历史漩涡中的生死沉浮、悲欢离合。 由于篇幅有限，本书仅从原著所记的三千多个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中，精心遴选其中精彩、典型的故事，以供读者朋友们窥一斑而见全豹。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由魏徵、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等人编撰的。该书辑录了历代帝王治国的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65种，共50余万言。书成，诚如魏徵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本书是中共中央党校刘余莉教授学习《群书治要》后进行的九个专题的讲座集结。分别从文化、官德、教育、道德、民本、用人、观人、得人等方面，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群书治要》中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的主要思想。不仅对现代领导干部如何为政有着很高的借鉴价值，更对普通人如何修身、处世、治家也能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战国策》作者不详。西汉刘向对其进行了整理，分为东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策，共三十三篇。这部书记载了战国两百多年间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动，以及策士们在游说诸侯或相互辩难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对后世产生了长远影响。本次约请专家以清代黄丕烈《士礼居丛书》覆宋本作底本，并广泛参考了先贤时彦的研究成果进行注释、翻译。

《国语》是关于西周、春秋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杂记，也叫《春秋外传》。原来传说是春秋末期鲁人左丘明所作，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等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本书非一人一时所作，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后西汉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即为刘向所拟定。全书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本次出版选取其中精彩篇目，加以准确的注释，通俗的翻译，以及简要的导读，以方便读者学习这部史学名著。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更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更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下令，由谏官魏徵及大臣虞世南、褚遂良等从先前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中撷取经、史、诸子百家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编撰而成的一部作品。该书上起五帝，下迄晋代，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它是中国历史上一套按照经、史、子分类的类书，可以说是唐朝的“四库全书”。书成，魏徵在序文中称其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 令人痛惜的是，随着唐朝的灭亡，该书曾在中国失传上千年。所幸当时的日本遣唐使将该书带回了日本，很快就被日本天皇及大臣奉为宝典，该书才得以保存下来。

杨树达编著的《春秋大义述(精)》是建国后首次出版，作者以其《春秋大义》散在各篇，初习者不便阅读贯通，乃取大义比近者类聚而群分之，立文为纲，而以经传附其下。欲令读者每习一章，即明一义，凡得二十九章（篇）。此书承继先圣之述《春秋》，以复仇、攘夷为大义。愤“日人强据我东三省及热河省”，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且复仇之志”，有深意在焉。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更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更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