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包括：卷一秦始皇、二世；卷二汉高帝、惠帝、文帝；卷三景帝、武帝；卷四汉昭帝、宣帝、元帝；卷五成帝、哀帝、平帝、王莽。

《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是唐初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626年-949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下令，由谏官魏徵及大臣虞世南、褚遂良等从先前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中撷取经、史、诸子百家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编撰而成的一部作品。该书上起五帝，下迄晋代，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它是中国历史上一套按照经、史、子分类的类书，可以说是唐朝的“四库全书”。书成，魏徵在序文中称其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令人痛惜的是，随着唐朝的灭亡，该书曾在中国失传上千年。所幸当时的日本遣唐使将该书带回了日本，很快就被日本天皇及大臣奉为宝典，该书才得以保存下来。

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

《吴越春秋》历叙吴越两国的史事，从记载史学这一点来说，它是一部史书；从记载的内容与风格来说，它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可谓是后世历史小说的滥觞。本书以上海涵芬楼影影印的明弘治十四年邝廷瑞、冯弋刻本为底本，并用其他明、清版本，类书，古注的引文，以及《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异文进行校勘改正。本书从记载史事这一点来说，是一部史书；但从它记载的内容与格调来说，又不同于严谨的史家之实录。它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可谓是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因此，它虽然一向被列入史部，但读起来却比一般史书更为生动、更富于情趣，因而更受到读者的喜爱。

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

《唐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论家范祖禹的一部史论名著。范祖禹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唐及五代十国部分，待通鉴全书完成后，又把自己关于唐代历史的认识以史论的方式写定为《唐鉴》一书。《唐鉴》纵论唐三百年间的治乱兴衰，上起唐高祖起兵反隋，下迄昭宣帝被迫禅让帝位给朱全忠，共306篇评论，被誉为“深明唐三百年间治乱”的史学名著。

《史纲评要》是明代评点史学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属编年体史评。其内容分为“史纲”与“史评”两大部分。“史纲”以编年体的形式简略地记载了从“唐尧至元计共三千七百二十四年”的中国历史，按王朝帝系顺序排列，每一朝代列一“纪”，再按王朝先后和时间顺序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评要”以“批”“评”的形式，通过眉批、夹批、断后评和对史文的圈、点、抹等，表达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看法，抒写作者的读史心得和感受。全书的评语文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而且将不少俗语引入评论中，使史学的评论更口语化，也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主要表现出四大特点：思想的自由性，情感的审美性，形式的散点化和评语的口语化。无论在史学思想上还是史学审美兴趣上，都表现出比较强烈的个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