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巴县档案是现已发现的体量大、时间跨度较长、保存相当完整的清代县级衙门档案，起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迄至宣统三年（1911年），共11.3万多卷，250多万件，是中国也是世界现存内容丰富的清代县级档案文献资料宝藏，被史学界誉为 一座内容极其丰富的文献宝库 。档案详细记录了从清代乾隆朝至宣统朝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 巴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司法、社会生活状况，是了解清代基层社会状况不可替代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它不仅是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极其难得的史料遗存，也是我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 清代巴县司法档案约9.9万卷，占巴县档案总数的84%，时间跨度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长达154年
《中华大典》是运用我国历代汉文古籍编纂的一部大型工具书。其目的是为学术界及愿意了解中国古代珍贵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准确详实、便于检索的汉文古籍分类资料。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几千年来纂写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姻海。我国历代都有编纂类书的优良传统，具有代表性的《永乐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现存《古今图书集成》编就距今也已数百年。为了适应今天和以后研究和检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专家学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议，在已有类书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方法编纂一部新的类书《中华大典》。
《贞观政要》全书强调臣僚谏劝帝王的作用，置立以谏诤为内容的专篇，不仅要谏诤帝王，而且也要谏劝教导太子及诸王。从这个角度说，《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吴兢通过树立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榜样，用以开导和谏劝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继承者。吴兢也清楚地知道，臣僚的谏诤是和君主的能纳谏、“从善如流”相得益彰的，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都达不到匡谬正误的作用。帝王之所以要臣僚谏诤，是因为帝王也会在处理政事时发生谬误；臣僚之所以应该谏诤帝王，除了应尽的忠诚之外，还因为帝王纵情淫乐、败坏法度、倒行逆施，以致“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正是因为这种君臣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臣僚要随时匡正帝王之失，避免铸成大错，君得其国，臣保禄位，免致亡国破家之祸。从这种利害关系出发，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极力通过谏诤?
《御制资政要览》按忠臣、孝子、贤人、廉吏编次，分别阐述君、臣、父、子之道，齐家治国之方。全书以儒家理论为经，以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事例为纬，敦崇世教以治国保邦，给群臣百姓规定了思想、行为上的准则。《资政要览》是顺治皇帝从政数年的经验总结，对后世亦有可资借鉴之处。
元代典章制度方面的文献，除“元史”志书外，其他如“经世大典”、“大元通制”等书都已散佚，如今幸赖“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之存世，始足以供研治者之参考。其书存世早刊本，即本院所藏之元刊本。但因书册前后不附任何序跋，既不详编辑者姓名，也不悉刊刻的确切时间，惟据书中所收录的元代中央暨各地方行省檔案，止于元延佑七年（一三二○）十一月，推测其成书应为元仁宋末季或元英宗登基之后，再以书中字体判断，应是建阳书坊所刊刻。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一书，自明以来，未见翻刊，存世元刊本，民间也未见着录。据明“文渊阁书目”载有：“元典章一部，十册，阙。”不知其是否为刻本或钞本，但其书在万历年间已失传。民间藏书家，偶见有钞本传世，“千顷堂书目”及“述古堂书目”所载者均为钞本十五卷，就卷数言，不若此本六十
《帝鉴图说》是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亲自编撰，供当时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阅读的教科书，由一个个小的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圣哲芳规”讲述了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狂愚覆辙”剖析了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
《府志》共八十六卷。卷首一至卷首二十六，为一部分，可称作上编。分诏谕、天章、巡典、山庄、行宫、围场六门共二十六卷。卷一至卷六十，为另一部分，可称作下编。分图说、晷度、建置、疆域、阅隘、桥梁、公署、翠校、坛庙、山川、寺觐、占迹、冢墓、田赋、蠲恤、兵防、蕃卫、风土、物产、职官、名宦、选举、人物、列女、纪事、外纪、艺文、杂志二十八门共六十卷。总计三十四门，八十六卷。总之，《府志》内容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文化、教育、民族宗教、风土人情、人物以及古迹等各个方面，为有清一代地方史志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府志》收录的数据，有的直接来源于《钦定热河志》，有的采取前代的有关著述，有的是“网罗散失、博访遗闻”得来的材料。编辑成书后，只有光绪十三年刊印的一种版本，未见初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貞觀初年令諫官魏徵及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人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资政史料，擷取經、史、子中關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精要而成的一部资政巨著。該書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種，共五十余萬言。書成，如魏徵於序文中所說，實為一部「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洽世宝典。
清朝会试共举行112科（正科84、加科2、恩科26），录取进士两万余名（不包括武科进士），然而现存各种“题名碑录”还有大量的问题，如姓氏错误、人名错误、籍贯错误及遗漏未收等情况，至今也没有学者对此作一番系统之整理。此次编纂校订，作者以《国朝进士题名碑录》为底本，然后根据国子监所刻题名碑的全部拓本、各种履历表齿录如《清代朱卷集成》、地方志中的“选举志”、专题文献如《词林辑略》《清秘述闻》以及相关传记史料如行状、墓志、年谱、家谱、档案等文献中的有关内容，逐一校核，隶定正确的人物资料，凡有异同，写出校记。 《清朝进士题名录（上中下）》分两部分组成，部分为《清朝进士题名碑录》，按科年著录清朝全部进士，未参加当年殿试者附于相应科年之后。每一进士为一条，依次注明籍贯、甲第、名次，有关考证资料
崔寔《政论》和仲长统《昌言》是中国汉代政治思想的名著，表现了汉朝统治模式延续三百余年后遭遇的精神危机和士人对时局的分析认识。其中的观点如对王朝兴衰周期的分析、对君主专制弊病的揭示等，均具有原创意义而受到历代政治家和帝王宰辅重视，被《群书治要》、《太平御览》等官方类书收录。在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通考》，是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全书共348卷，分为24门，分别为：田赋、钱币、*、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文献通考》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点校本《文献通考》，以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武英殿校刊本为底本，以余谦补修本（简称元本）、慎独斋本（简称慎本）、冯天驭本（简称冯本）、光绪二十二年浙江书局（简称局本）刻本为校本，并查阅《通考》所用的其它书籍，吸收近人校勘成果
《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司法卷 道光朝》收录了清代道光时期巴县衙门档案中的部分司法类档案，四川省档案馆从近10万卷的原案卷中挑选了不同类型的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司法档案，共10个案件，涉及产权、贸易、宗教、烟赌、家庭、妇女、婚丧嫁娶、抚养继承、盗窃争斗、命案等不同类型司法判例，各审级的程序过程完整且诉讼请求内容丰富，真实再现了清朝中后期西南地区地方政府司法机构的运作和司法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及普通民众生活的众多方面，具有突出的研究利用价值和资政意义。
《管子治要》，是群书治要五十卷里面第三十二卷。《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649年）于贞观初年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取名为《群书治要》。这个“治”是政治，是治国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荟集了千百年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及经验！《管子》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传说是春秋时期管仲的著作。
《贞观政要集校》中贞观政要十卷四十篇，是唐太宗君臣探寻致治之道的一部重要言论集，包括为君之道、政体、任贤、纳谏、文教、务农、刑法、征战、安边以及太子诸王教戒、处理政务的态度和做法，直至如何居安思危、慎终如始，深受唐、宋以来有作为的帝王的重视。
严耕望（1916 -1996），安徽省桐城县人， 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师从于历史学家钱穆。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等教职。197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严耕望专治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以治学方法严谨闻名。其研究向来建基于庞大的原始文献和细密的考证，凭着学术成果和学识修养，严耕望得到普遍的高度评价，如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悼念文章中就称他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本书为《严耕望史学著作集》中的一种，对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辨研究，堪称这一领域的巨著。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辑录前人著述而成的谏书。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从大约一万四千多部古籍中摘取出有助“修齐治平”的内容。
刘向编著的《战国策》是汉人刘向根据战国时期纵横家著作编辑而成的一部独特的国别史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群书治要》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 599 年 -649 年， 626 年 -649 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 631 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
《通典(套装共5册)》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而《通典(套装共5册)》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通典(套装共5册)》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