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总目：史部（套装全8册）》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持编纂，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十一家图书馆先后参与编纂。 《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公共、学校、科研机构图书馆及博物馆等所藏历代汉文古籍（含少量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合编、以汉文注释外文者）之基本品种、主要版本及主要收藏信息，并部分采录海外公藏之中国古籍稀见品种。 《中国古籍总目》以古代至民国初人撰着并经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历代汉文古籍为基本著录范围，部分成书或传抄刻印于民国时期，内容关涉中国
我国古代雕版印书，发端于唐，奠基于五代，兴盛于两宋，延袤于元明清，直至近代，雕版印刷一直占据着中国印刷业的主要位置。其间，举凡官署、藩府、私宅、坊肆、儒学、书院等竞相刻书，为后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典籍，弘扬了传统文化，但刷印这些典籍的版片迄今却万不一存，弥足珍贵。本书收录国内公私收藏的珍贵雕版上百块，是首次向国内外读者所作的珍贵雕版的大规模的集中展示。
《书目题跋丛书：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套装上下册）》与上述丛刊不同，以收集晚清以来重要、实用而又稀见的，尤其是不曾刊行的书目题跋为主，同时适当兼收晚清以前重要题跋专书的整理本或名家增订本、批注本；以提要式书目和题跋专著为主，同时适当兼收重要学者和著名藏书家所撰题跋的辑录本；以图书题跋为主，同时适当兼收书画题跋及金石、碑传题跋。在出版方式上，不采用影印形式，而是按照古籍整理的规范，标点排印，以方便广大的文史研究者、工作者、爱好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阅读和使用。
王世贞是明代的一位文化大师，生活于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主持文坛四十余年（独自主持文坛二十年），其诗、词、歌、赋、文、传、曲、稗无所不写且成就卓然，其著述堪称中国文人之冠。本书详细考论了王世贞的著述情况，并广泛搜求，精心分类，将海内外201家图书馆收藏的有关王世贞著述的版本目录分类编排，是国内部搜集、汇辑王世贞书目、版本及其收藏状况的著作，内容五千余条，堪称王世贞著作目录、版本收辑的集大成，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而且，作者通过披沙拣金的搜求，发现了一些以往为人所未知的王世贞著作的罕见而珍贵的版本，以及国外的孤本，弥补了《千顷堂书目》、《中国善本书目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未收丛书》、《中国丛书综录》等大型目录文献所收王世贞书目的不足，具有较高的目录学价值。相信此
古代官制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和和封建社会时代国家机器结构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反映了当时政权的性质和施行的统治的具体手段。研究历代官制，在史学工作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意义。阅读古籍，研究古史，往往不易掌握古代职官的名称、建置、品级、职掌等，从而存在学习、研究的困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五年编辑出版的《历代职官表》，以清代黄本骥节编本为底本，加以整理，附以瞿蜕园编撰的《历代职官概述》和《历代职官简释》两种。古代职官大部分的主要情况，都可以从此得到了解。书后还附有索引，以便读者较易查到所需的资料，可供文史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文科师生以及文史爱好者参考。
《士礼居黄氏丛书(套装共2册)》包括了：《士礼居黄氏丛书(上册)》《士礼居黄氏丛书(下册)》。黄丕烈晚年因生计窘迫，藏书逐渐流散，一度曾为艺芸书舍、海源阁、铁琴铜剑楼等收藏。其藏书现存于国内者，绝大多数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等；流往国外的，则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
本书融传统印刷史观与大印刷史观于一体，明确提出印刷史研究应当兼顾印刷品成型前的印刷科技史和成型后的印刷文化史两个层面，对印刷史学界在印刷发明问题上融会贯通、达成共识大有稗益。本书以民俗文物为对象，研究与著述的全部是民间日用印刷品，在印刷吏研究上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和价值，有开创之功。 本书以民俗文物为对象，以图文互证为体例，集民间收藏、艺术鉴赏、印史研究于一身，可谓辟中国印刷史研究于新蹊。其书图文并茂，论述清楚，特色明显，实堪褒扬。
《章太炎藏书题跋批注校录》主要内容包括：附《序说》一卷、《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水道提纲》二十八卷、《前汉书补注》一百卷、《古籀拾遗》三卷、《世说新语》十一卷、《景德传灯录》三十卷、《伤寒明理论》四卷等。
古代官制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和和封建社会时代国家机器结构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反映了当时政权的性质和施行的统治的具体手段。研究历代官制，在史学工作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意义。阅读古籍，研究古史，往往不易掌握古代职官的名称、建置、品级、职掌等，从而存在学习、研究的困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五年编辑出版的《历代职官表》，以清代黄本骥节编本为底本，加以整理，附以瞿蜕园编撰的《历代职官概述》和《历代职官简释》两种。古代职官大部分的主要情况，都可以从此得到了解。书后还附有索引，以便读者较易查到所需的资料，可供文史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文科师生以及文史爱好者参考。
古籍是中华民族文明成果的重要体现，是中国灿烂文化的历史记载。正是我国历来重视文化典籍的编纂与传承，才使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数千年未曾断绝。 《苏州图书馆藏古籍善本提要：子部（套装共2册）》出版，将对研究苏州的历史和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时值国务院、文化部大力推动中华古籍保护工程，苏州市政府设立苏州市古籍保护中心并增加五名专业人员编制，本提要的出版就被赋予了特殊意义，既是本馆古籍保护的重要成果，也是向市古籍保护中心成立的献礼。
文献流传从钞写过渡到版刻印刷后，同一种书有了不同的刻印本。何以是甲，何以是乙，多有各自的识别标识，后世每依这些标记识别它的刻印年代和刻印人家，从而判断其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但传世过程中，这些标记往往失去，加上有人有意造伪，识别与判断就为了难度。 文献不同于器物，专设的版本标记尽管失去，但就文献内容本身，序跋作者或校注人的生活年代，以至结衔、职官、地理、纪年等用语，其至印章文字，如果仔细加以考辨都可反映那些失去的标记或根本未作标示的刻印年代和主持刻印的人家。 这组版本志，不是随笔式的，是程序式的。依照识知版本的顺序，依次为版式描述、版本考订、特征记载。即：行款、边栏、版心书名；鱼尾形态、刻工姓名摘录（包括刊载位置）；扉页题刻、版记或刊记、主要序跋、认定为本书刊刻时间依据
杜君信孚供职于南京图书馆，196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同书异名通检》。该书将历代同书异的图书，分别著录其著者、籍贯、卷数、版本共计四千余条，汇成一编，使读者在查阅古书时节省翻检之劳，深得各界的赞赏。 古人著书时题名为什么经常出现相同？这很难怪。古人读书著书，对流略之学较少注意。寒士接触书林的机会不多，古书流传不广，见闻有限。因此他为自己著作题名时，就各行其是。例如，后人为了说明《易》，在做《易说》时，未必知道前人已有《易说》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