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阳刻本自宋代流播海外,对周边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影响甚巨,和刻本、朝鲜本、安南本与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本书是以和刻本汉籍为考察对象,编纂而成的日本翻刻建阳刻本汉籍之专门性图录。共收集和刻汉籍78种(另附录抄本7种),并加以考释,一一揭示其与建阳刻本之间的关系,以助益建阳刻书研究、中国雕版印刷史研究及中日书籍交流史研究。
《古籀汇编》汇集甲骨刻辞、钟鼎款识、周宣石鼓、秦汉吉金以及古玺、古陶、古币、古兵器各种文字,共约三千个单字,重文三万余个,是一部集大成的篆文工具书。『籀文』又称『籀书』、『大篆』。战国时秦国使用的文字及秦统二八国后之文字称为『小篆』。编者认为『小篆』、『缪篆』均源于古籀,与古籀文相合,所以将《古籀汇编》定名为《古籀汇编》。 《古籀汇编》分部悉依许慎《说文解字》体例。每字之下选列释义与切音,然后依次为汪立名《钟鼎字源》、吴大激《说文古籀补》、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容庚《金文编》、罗福颐《古玺文字徵》、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各书引用文字,每字之下均注明出处。
本书以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基础,以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作为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兼采《广韵》《尔雅》等文献,根据甲骨文等新的文字考古资料,结合杨树达先生等前辈的研究成果和作者个人多年的教学及研究积累,运用训诂学和音韵学研究工具,进一步进行汉字个体的形音义关系及语源研究。 本书选取《说文通训定声》所收录的汉字,进行逐一研究阐释,尤其注重声符与语义的关系及语源研究。根据凡抽象皆由具象而出的原则,寻根探源,解读个体汉字的语源。《说文通训定声》在每个字头之下先举《说文》原文,讲明此字的本义,再引古书文句和传注作为例证。本书沿用这一体例,作者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反复研读考证,引入新的证据,加入个人的思考,既对前人的研究做了梳理总结,又阐释自己的新发现新成果。本项目对《说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 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 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 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本书以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2010年出版的《〈清实录〉贵州资料辑录》、遵义市政协2006年出版之内部资料《明实录 播州资料辑录》为基础,以原北平国立图书馆藏 红格抄本 《明实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线上数据库《清实录》为底本,从中辑录与遵义相关资料1446条,其中前者654条,后者792条。涉及内容包括遵义地区经济、文化、建制、人物、历史事件等各个方面。以明清皇帝统绪排列,同一年号下按时间顺序辑录与遵义有关记载内容,下注明在《实录》中卷数。
《洛阳伽蓝记》是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文献,本书运用文献学考证的方法来研究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 本书在四个方面对《洛阳伽蓝记》进行了考证,主体部分为四章:一、考察《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衒之的姓氏、籍贯和生平仕履。二、结合有关史料,考证《洛阳伽蓝记》的成书背景。着重探析了《洛阳伽蓝记》创作的历史背景、学术背景和成书背景。三、《洛阳伽蓝记》人物考述,将《洛阳伽蓝记》所载的人物逐一与正史比勘,按照百官、皇族、庶民、僧侣、其他人物这五个分类标准,共计204人,着重考察了《洛阳伽蓝记》所涉及的人物生卒年月、籍贯和生平经历;考察其与正史、出土文献之间的异同,判断《洛阳伽蓝记》补正史之不足的文献价值。四、《洛阳伽蓝记》佛寺考述。按城内佛寺、城东佛寺、城南佛寺、城西佛寺和城北佛寺这五类,共计44座
本书设置文史专论、目录与版本、校勘与注释、文献辑考、古文字研究、年谱与传记、皖籍文献专题、学术丛札、文献学评述等板块,反映了古籍目录、版本、校勘、古代文学实证研 究、古籍校勘与注释以及安徽地方文献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代表了 古籍研究学界的 水准。如王育红教授的《花蕊夫人宫词悬疑之定谳》一文,参阅花蕊夫人《宫词》的二十 八个版本,补入可资证明的史料,从前蜀后主诞日、宣华苑中的建筑及人物、王蜀宫中的服饰以及歌舞乐戏等角度,证明宫词确为前蜀之作。杨新勋教授的《 所收易 类书目订正》一文指出《四库采进书目》所收易类书目至少有十七种存在或书名、或卷数、或册数、或括注的讹误,并对这些讹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订正。真大成教授的《 王导“洛水边谈道”疏证》一文在通校《抱朴子内篇》相关版本的基础上,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