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乾嘉考据学研究的成果，作者在《乾嘉考据学研究》的基础上，积三十余年之功，再著新论，内容涉及到乾嘉考据学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所讨论的专题，还是资料的搜求，都力图突破前贤，对旧说多有纠补，推陈出新。不仅对乾嘉考据学与宋学的关系，考据学家与桐城派之关系，考据学研究方法，《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清代藏书印与藏书的关系，还对惠栋、戴震、钱大昕及其学术，江藩《汉学师承记》、赵之谦《汉学师承续记》与方东树《汉学商兑》等，都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见。尤其是从科举功名、居官实绩与现实关怀等方面，通过对200名考据学家的进行量化分析与研究，指出乾嘉考据学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对国家与社会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有着值得骄傲的 事功之学 ，有着直面人生的态度与积极进取的用
《说文古籀补三种(附索引)》讲述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很好地使用西周的金文材料，它所收的古文、籀文实际上都是战国时代的文字。清代《说文》之学大兴，学者们除了利用文献材料研究《说文》外，开始注意到了出土的金文。首开风气的是严可均，他利用金石文字资料撰成《说文翼》，但不传于世。后来，王筠的《说文句读》采及金文资料，庄述祖撰《说文古籀疏证》专门收录出土文字，逐渐形成风气。 在这方面，较突出的是吴大激的《说文古籀补》。吴大潋（一八三五－九〇三》，是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对古文字有较高的造诣。他认为《说文》所收的古文、籀文都是周末（及战国时期）文字，真正的西周古籀真迹许慎并没有见过。
本书主要根据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的需要进行编写，力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凸显自己的特色优势： 一是变革体例，分体编写。本书在体例上有别于一般常见的中国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以文体分立四编，即诗歌编、散文编、小说编、戏剧编，有利于学习者从四大文体上对古代文学加以整体把握。 二是提纲挈领，重点突出。本书以文体发展史为经，以作家作品分析为纬，尤其突出经典之作的文本阐释，如此有利于学习者在把握各种文体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经典名篇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三是深入浅出，简明实用。本书力求眉目清晰，观点鲜明，行文通俗易懂，考虑到查找古代文学典籍的不便与难度，故教材中引用了不少短篇或片断，对引文中的难字难句，也已视具体情况作了必要的注释或今译，这样有利于不同基础的学习者。
避讳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避讳实际包括敬讳、忌讳与憎讳三种情况。由于封建礼制、礼俗的规定、约束，或出于敬重的原因，而不敢直称尊长名字，以至讳用与尊长名同或仅音同之字的，这是敬讳。如汉武帝名彻，汉人讳“彻”为“通”，而《史记》、么漠书》并称“蒯彻”作“蒯通”等。 出于迷信畏忌心理而讳用、讳言凶恶不吉利字眼或音节的，这是忌讳。如吴人讳言“离散”，称“梨”为“圆果”，称“伞”为“竖笠”等。出于厌恶憎恨心理而不愿名姓、物称与仇家或鄙夷之人姓若名同的，这是憎讳。如唐肃宗恶安禄山，郡县名带“安”字的多加更改等。狭义的避讳专指敬讳一类情况。这是我国古代史上特有的现象，其俗起于周，成于秦汉，盛于唐宋，延及清末，历时两千多年，它不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是一切需要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