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五千余载华夏文明，蕴含着丰富的家风文化，孕育了重家教、守家训、正家风的优良传统。本书从渊源有自、家国同构、治家有方、言传身教、父严子贤、母懿垂范、孝悌传家、齐风鲁韵、红色家书等方面，精选我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先贤典故、名人事迹，运用生动的事例，讲述家风故事，弘扬家风文化。阅读本书，有助于读者思接千载、鉴往知来，在中华优秀家风故事的熏陶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涵养时代新风。

这是一本关于古代中国文化的入门书。 首先要讨论古代中国的天下观，看看中国是如何理解自身在世界的位置。 接着来认识古代的婚礼和丧礼，要通过它看看古代中国的家族生活与伦理，孔子和儒家又是怎样从这种伦理基础上，拓展并形成政治学说。 还要介绍佛教的传入，以及它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并从观音信仰和禅宗学说，看到佛教如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此外当然还要认识一下道家与本土的道教，在讨论道家的人生态度与生命观念之外，也介绍道教追求永生和幸福的知识。 本书也关注古代中国民众的知识、行为和信仰，并讨论深刻反映古代中国思维的 知识。由于古代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延续性相当强，因此，我们也希望读者通过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延续，理解当下中国的文化世界。

明末清初，思想界出现了两种令人瞩目的现象：一是重情思潮的涌动，一是礼学复兴之蔚起。这两种现象看似互不相关，然而，礼因情而生，情藉礼而显，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联系，共同推动着明清之际的礼学转向和发展，并使得这一时期的礼学研究呈现出其独有的时代特征。本书正是以此为中心，从对情和礼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立足于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通过对重情思潮在明末清初社会思想和民众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的分析，从思想契机和社会根源两个方面展现出这一时期礼学复兴的可能与必然，揭示出明清之际礼学复兴的内在原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重情思潮和礼学复兴两种现象的演进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阐述明末清初学者们在重情原则下从起源、本质、功能、发展等方面对礼的理论建构、在治礼中所坚持的缘情崇古的礼经诠释方法以及在礼秩重建

杨树达先生以“礼俗”为研究的对象，原意当包括礼仪制度与民间风俗，而其中的礼仪制度，自然与通常理解的政制不同，实是一种因“俗”而生，又制约着“俗”，与“俗”始终存在密切关系的“礼”。“礼俗”，是社会生活中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然而，自五十年代以来，“礼俗”，似乎已经退出了社会科学常用语汇。 杨树达先生从《汉书》、《后汉书》等历史著作中摘引大量汉代婚丧材料，编成此书。可谓集汉代婚丧习俗材料之大成，其资料价值不言而喻。可为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实用的参考资料。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传统礼仪制度风俗习惯的论文集，文集分四部分。“考论”部分重点论述了民俗、民俗学的概念及中外民俗学研究的历史概况。在“传统岁时节日”部分中，作者用大量历史文献考证并阐释了春节、元宵灯节、上巳、寒食、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渊源、发展规律和民俗活动的内容、特点及其变异。在“传统礼仪制度”部分中，作者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姓氏、称谓、丞相九卿六部官制等制度和命名、冠礼等古代礼仪，也介绍了古代的书房、鼎鼐等的形态与用途和龙凤等的起源与传说。在《礼俗考误》部分中，作者以电视剧《封神榜》《汉武大帝》和《唐明皇》为对象，就其中涉及古代礼俗的具体错误事例进行辨误，与“传统礼仪制度”部分印证，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本书为《中国礼制史》第四部。凡四章：章“隋朝礼仪”，第二章“唐礼”，第三章“五代十国礼仪”，第四章“馀论”(隋唐五代时期所谓蛮夷礼与二氏礼)。 本书对与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有关的传统文献(包括文人别集)以及文物考古资料(譬如石刻墓志、敦煌遗书)作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礼制礼俗角度认识当时的思想政治与经济文化，为勾勒中国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礼制的大体轮廓，解决礼制史及相关学科中某些具体问题，提供了一些带探索性的意见。

不知礼，无以立。礼之体，敬为主。礼之用，和为贵。人之所异于禽兽者，以礼故也。礼以减敬为体，以威仪为用，以中正为则，以谦让为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谓守程四箴也。人能以礼制心，则奸盗诈伪之端必不作。人能以礼制事，则犯上作乱之事必不为。故礼也者，持身涉世之要端，亦即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大法也。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是故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君子以义为上。孔子日：“君子喻于义。”“见义不为，无勇也。”“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