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从过去十多年发表的相关文章、讲话和采访中，选出18篇，结为这本集子，分为“史潮”与“学风”两编，每编各有三组文章，分别讨论一个专题；“学风编”有一篇关于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附录。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时，仅作了个别的改动。希望读者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从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倘若能够对读者在治学（特别是治史）方面有所帮助，那么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何炳松著作集：西洋史学史》是美国史学家绍特韦尔的主要作品。绍特韦尔是美国新史学的倡导者鲁滨孙的弟子，也是新史学派的主要史学家，《何炳松著作集：西洋史学史》概述自神话时代至近代之西方史学发展脉络，犹重犹太史、希腊史、罗马史，并专门论述基督教对西方历史的影响。《何炳松著作集：西洋史学史》文字精深，见解很好。

本书所论之五四时期史学，在时间上大体是指从《新青年》创刊的1915年到1927年的十余年间。这一时期，新、旧史学的冲突与承继，中、西史学的碰撞与交融，构成了史学转型的复杂景象。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莅列其中，史学主流力求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显示出了崭新气象，带来了中国史学从观念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更新。

《百年经典学术丛刊：史学要论》包括李大钊《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讲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是其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史学要论》，全文3万余言，分六个部分，深刻阐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史学观，阐述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现代史学的价值和功能，初步建立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学科体系。

作者突破以往研究的窠臼，将北宋史学思想的流变分为复兴期、变革期、繁荣期和衰落期，并对其突出特征及主要表现进行了深入论述。复兴期（建隆至天圣明道间）：学者们为确立新兴政权的统治秩序、正统地位以及伦理道德体系，展开深入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史学主张，但总体上对传统史学思想继承多，创新少。变革期（庆历之际）：随着疑经惑传思潮的兴起，意欲以新的经学思想来重新整齐史学的思潮也随之兴起，并蓬勃展开。繁荣期（嘉至元间）：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对王道提出了诉求，并提出了自己的王霸义利观，实现了对北宋深刻统治危机的回应；新正统论剔除了传统正统论中的神学内容，以道德理性和政治理性为标准，来评判朝代的正统与否，使以居正与大一统为基本内容的正统观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同；以义理推演历史发展、判定历史是非以及指

世纪之交以来，以20世纪史学为题的著论内容多为20世纪前半纪，大多分门别类，或侧重思潮、派别，或偏重人物、名著，或为专题研究、趋势分析等，尚未形成综合著述。这本由谢保成著的《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试就尘封的史学书刊和纷争的史学问题进行一次清理和条贯，以期对民国年间(1912—1949)史学作一综合述论，如实反映这一时段史学的基本面貌。

《现代史事论述》为史学家吴相湘先生史论文集，1987年8月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所辑文章多作于上世纪80年代，代表了吴相湘先生晚年关注的问题和治学境界，其中大部分文章所论述的内容不外乎现代史上议题，即孙中山革命活动、同盟会及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史事。这议题至今仍是治现代史的主体内容，而吴相湘先生考辨史料的态度、方法，以及他看待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都是值得格外重视和认真参考的。时值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向广大读者推荐此书，以为对中华英烈百年间前仆后继革命壮举的由衷纪念。

我们尽管还不是物质上的富有者，但却是厚重文化积淀的承载者；身处边远西部，却不乏科学上的求索勇气。丛书《文化：理论与实践》，既是我们对历史的呼应，又是试图跻身文化前沿，与学界的交流与对话。我们苦苦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交错的空间，开掘于多学科渗透的沃土，思索于理论光照下的新大陆，探索于多元文化交汇碰撞的冲积层，力图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这套丛书就是长途跋涉的产物。我们深知，西部需要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度，也需要文化上的大繁荣。忆往昔，丝路繁忙，浩翰大漠振雄风；看今朝，春风浩荡，羌笛琵翻新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海大潮中，我们的声音也许微而又微，但只要呐喊，希望就在前面。

研究西方史学史，除了要研究历代西方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之外，“特别要研究社会转型与历史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史学思潮，研究这种史学思潮的特点及走向，研究体现这种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的思想趋向”。纵览整个西方史学发展的历史，浪漫主义史学就是这样一个对历史学本身发展来说很重要的史学流派。可以说，它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诗与真：近代欧洲浪漫只有史学思想研究》上篇主要阐述了浪漫主义史学产生的背景和理论阐述，下篇罗列了主要史家及史著。

《中国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在开创时期的经典性著作，作者金毓黻从史官、史家、史籍、史学四方面展开，阐述史官、史家、史籍的产生及官史、私史的区别；史学之重点在撰史、论史两个方面；撰史途径中的两个转折；史料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分古代、汉魏南北朝迄唐初及唐初迄清三期展开论述。

卫聚贤（1899-1989），字怀彬，山西万泉（今属万荣）北吴村人。民国时期学者。《历史统计学中国统计学史》为卫聚贤著《历史统计学史》《中国统计学史》之合集，为中国史学史上初创之作。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历史统计学》与《中国统计学史》为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学术著作。据其序及前言，统计为中外古已有之的方法，为实用的方法，而统计学则以西方为先。进人民国，接触西方学术的学者，始自觉关注统计及统计学，使之运用于文史研究，如梁启超、胡朴安等均有倡导之功。《中国统计学史》，则是卫聚贤先生在历史研究及教授中，对历史统计的梳理性成果，作者是将其作为《历史统计学》的录一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他将中国的统计分为四期，即创始期、衰落期、兴盛期、使用期，并据以逐期研究，使中国历史统计的脉络大致清晰。至末尾二章

选编一本能够反映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论文集，以存于世，供人们参阅，这对于我来说，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如何从大量的论文中选出那些有代表性的论文，如何把那些有代表性的论文的数量限制在约定的部帙之内，都要花费许多时间斟酌、去取，从而每每感到自己学识的不足。关于本书的导言，曾设想按照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来撰写，但最后还是采取了概述这门专史发展过程并兼顾到提出若干重要问题的表述形式，为的是便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当然，在撰写这篇导言的过程中，不论是对全局的把握，还是对具体问题的洞察，也同样感到自己学识的欠缺。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字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市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

历史是人类过去活动的客观事实，简称史实。史实虽是客观存在的，而一时间有密切的联系，时间不停留，转瞬即过，所以历史的特点是一往而不复返，不能再现。因而史实必须通过的手段来保持，是为史料。研究历史必须考察史实，而考察史实必须依据史料。史料一般的只能反映史实的某些部分或某些现象，而不能反映史实的情况，尤其是实质的部分，所以史料与史实不能划等号。史料的形式有多种，主要的是文字记载，此外有古人遗留的实物，图画雕像，以及口耳相传的传说等。整理这些资料，可以视为史学研究的初步工作，通过可靠的史料，对于史实作科学的考察分析，宣明其发展的规律，方为史学研究主要工作。“史”字在我国由来已久，“历史”一词是近代从日本传入的。所以我们用“史学史”一词，而不称“历史学史”，不仅因其简明，更因其符合我

从史学的整体角度讲，这本书所反映的学者面仅仅是邹老师所能够接触到的史学家的情况，对于整个史学领域来说也许只是冰山的一角。由于个人能力的局限，他不可能对史学领域中那些学术大家或史坛新秀的情况进行全面的反映，但是这不能降低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那些在新中国的雨露阳光下为中国的史学发展进行艰苦努力的一代学人所做的开创性的劳动成果，也记录了改革开放30年来在新的条件下，史学工作者为繁荣和发展中国史学所做的新的开创性贡献。60年来，两代学人的携手努力，共同开创和发展了新中国史学，记录下这些学人的艰苦奋斗历程，是史学工作者的一项使命。邹老师正是不失时机地把这两代学人为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所做的贡献用访谈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有些访谈资料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当年访

中国史学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讲求“通”。记载与评论客观历史进程的著作，如《史记》、《通典》、《资治通鉴》、《通志》、《通鉴记事本末》、《文献通考》等，是通史性质的书。论说与评价史学本身演变的著作，如《史通》、《史略》、《史学要义》、《文史通义》等，是通论性质的书。通叙历史的书有不同的体裁，如纪传体、典制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通论史学的书有不同的重点，如有以论史法为主，有以论史意为主。章学诚曾以刘如畿与其相比较曰：“刘言史法，吾言史意”，“截然两途，不相入也”（《文史通义·家书三》，中华书局，1961年版）。当然，史法、史意也还是互有联系而不可截然分开的，章学诚只是极而言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