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研究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的学术专著。在朝鲜成为清朝藩属国后，朝鲜王朝王室、儒林士人、明遗民后裔仍崇祀明朝三帝、暗中遵用明朝正朔、撰修明史。本书即以这一问题为中心，结合朝鲜历史上正统观、慕华观、事大观、华夷观等主流文化心态的阐释，系统全面地论述了17-19世纪，自号“小中华”的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渊源、表现，重新解释了清朝时期的中朝关系。全书主体分为七章，首章绪论，次章论述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第二至六章具体探讨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表现，后一章则分析清朝对朝鲜尊周思明的感知与应对。著作既弥补了朝鲜尊周思明问题系统研究的空缺，又增加了对传统中国与周边宗藩关系的解析，开启了重新检视朝鲜史及中朝关系史的新视角。
本书是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蓝勇近年来发表的历史地理学术论文合集，涉及历史地理与生物、天文的跨领域研究，历史地理与古代经济发展研究，古今地名、历史人物故居现象研究，历史地理与资源、生态发展跨领域研究，古代科技与生产力研究等领域研究。作者在研究以上问题时，开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并提炼出了属于中国历史地理的“话语”，如乡土历史重构、地域泛化、干涉限度差异、科学的历史与文化的历史等，都值得推广和传播。
晚清民国学术名家辈出，佳作如云，既有研究还相当不够。《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从具体历史情境出发，关照到文本的前后左右，论述由整体而具体，从宏观落脚细部，对于近代中国新史学、学术目前的道统与派分、社会学人类学对史学的影响有深度剖析，对于当时的学术交往、学会活动与学术争论也力求和盘托出，文笔简洁有力，让人在历史的繁复之中领略学术与学人的魅力。著者所揭示的学术史研究路径，无疑也给人相当启发，值得有心人细心揣摩。
本书为当代历史研究论文集，全面反思与阐释了西方各种史学思潮在中国史学界的应用状况，作者还提出拓展史学进境的新思路需从跨学科的角度借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本书不仅是作者近二十年对此问题的持续思考的精粹集结，更是史学界努力建立新研究范式的一次卓见成效的尝试。作者借对当代历史研究的反思与阐释，向更多学人分享了兼具全球视野的研究素养、剖析事物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研究思路和超越学科专业壁垒的研究方法，具体体现在宏观上要思考当代思潮变动下的政治动态与社会发展，微观上要带着问题意识深入社会观察生活，以此锤炼史学工作者通达的问题意识及超越局部事件的洞察力。
本书为研究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的学术专著。在朝鲜成为清朝藩属国后，朝鲜王朝王室、儒林士人、明遗民后裔仍崇祀明朝三帝、暗中遵用明朝正朔、撰修明史。本书即以这一问题为中心，结合朝鲜历史上正统观、慕华观、事大观、华夷观等主流文化心态的阐释，系统全面地论述了17-19世纪，自号“小中华”的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渊源、表现，重新解释了清朝时期的中朝关系。全书主体分为七章，首章绪论，次章论述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第二至六章具体探讨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表现，后一章则分析清朝对朝鲜尊周思明的感知与应对。著作既弥补了朝鲜尊周思明问题系统研究的空缺，又增加了对传统中国与周边宗藩关系的解析，开启了重新检视朝鲜史及中朝关系史的新视角。
中国历史上多元学术佼佼者王世贞，在私人修史之风大盛的明代，他的史学思想为何独树一帜？他的史学实践为何宏愿难成？他的史学影响为何影响至今？本书以王世贞的仕途生涯与治史历程为考察线索，系统介绍了王世贞的史学理论、史学实践和史学成就，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爬梳王世贞所有著述的相关材料，客观公允地评价了王世贞的史学地位和史学影响，进而揭示出传统史学在传统社会末期的发展轨迹与困境。《王世贞史学研究》（修订版）研究了王世贞史学的诸方面：论述了王世贞的时代背景和他的仕途生涯，王世贞与当时诸首辅的关系是否影响他的史学著述历来有不同看法，作者正是通过探讨王世贞的仕途生涯，在有关章节中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系统介绍了王世贞的史学理论，包括他的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理论和史学批评思想；探讨了王世贞的史
十八世纪以后，大批工商业团体在苏州以及其他大城镇里出现，这些工商团体的称谓不像以前那般统一，例如“会馆”“公所”“公堂”“公局”等。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些工商业团体，然而相对于十八世纪以前的种种传统工商业团体，“会馆”“公所”这些工商团体却又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特质，所以也不再是那么传统，毋宁说是一种新兴工商业团体。 作者之所以选择苏州城的工商团体为讨论对象，一是苏州是明清时代人文和经济先进的长江下游地区的主要城市之一，苏州的工商团体代表著明清时代同类团体优选进的型态。二是苏州地区保留有相当丰富的工商业碑刻资料，可供研究者参考与取撷。清代的苏州有广狭二义，广义指苏州府九县，狭义指同属吴、长洲、元和三县的苏州城，本书以狭义的苏州城为研究地区。 本书通过研究苏州新兴工商团体的历史
史学：文化中的文化。 这一书名所示，它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史学史。史学史，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属于学术史的范畴，它应该如何写作，似无定规。周谷城先生在说及世界文化史写作的困难时这样说道：“范围这样无定，体例这样不齐，只是由于世界文化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异，不易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不过，不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反而使学者、专家易于着笔或易于发挥各个的性。
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是近代中国通过日本“中转站”引进的部较系统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全书共八章，分述历史学的性质、范围、定义、价值，以及历史与国家、地理、人种等之关系，历史大势及研究方法。 经比堪对照，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便直接受到其影响。20世纪初年，一些留日学生竞相翻译介绍，先后有多种译本出版。这些译本已十分罕见，现将其四种合刊整理出版。对于进一步探讨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形成的知识背景，中日史学两者的关联与互动，深入研究新史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等，均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四川藏区史.政治、经济卷》由任新建主编
浙江大学董事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