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的话，恐怕就是日本。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响。从汉字到围棋，从《论语》到《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自甲午战争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样在南京屠城。中日两国，说不清的关系，道不明的恩怨，皆用这四个字代过: 一衣带水。因为一衣带水，联系方便，影响也方便；因为一衣带水，掠夺方便，侵略也方便。高层智慧金一南首度开讲，立足战略思维的高度，深度探讨中日两国的民族精神，结合历史长河的纵深，将抗日战争深刻剖析。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在张氏印象里，张作霖吃饭，四菜没汤；张作相节俭，一个鸡蛋分两餐；叶公超好色，顾维钧风流；蒋介石只剩下了个派头；汪精卫、陈壁君的奇妙夫妻档；胡汉民发牢骚；孙中山一句话论东北局势；郭松龄宁折不弯，吴佩孚浪得虚名；阎锡山见风使舵、张宗昌能战、孙传芳不甘寂寞；以及溥仪溥杰，没落的皇室家族的种种 张氏的口述，随兴而谈，随意而至，流于细碎，却趣味盎然，更往往于不经意间，好比在历史的铁屋子里，开出一片极窄的天窗，露出来的，是遍寻史书也不能得的真实。
1940 年到 1946 年，美国作家格兰姆 贝克走访了当时中国十多个极具战时特色的城市，详细记录了所见所闻并整理成书。贝克从香港出发，经柳州抵达重庆，又跟随路易 艾黎长住宝鸡，随后转至洛阳等城市，*后停留在北平。一路上，作者一方面记录了上至高级政府官员、部队军官商贾富户，下至工人、贫苦市民、农民、难民等不同人的生活和状态；另一方面，描述了日军轰炸柳州、重庆、洛阳等城市的情景，记录了中国军队对抗日军侵略的战况，以及美国政府、军队在中国的举措和表现。 在记录和呈现当时中国社会状态的同时，贝克也写下了自己的思考与分析：国民党逃到台湾是无法避免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偏差与失误是源自对中国的不甚了解，等等。此外，贝克还以其丰富的学识，对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进行了比较
内容简介 《寻常百姓家》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么书仪对父母及自己人生经历的回顾，全书分为上下两编，时间跨度为1919年~2000年，上编写父母从河北丰润县农村移居到唐山、天津、北京，由农入商，再由商务工，克勤克俭、养家糊口、抚养子女的经历，展现了普通百姓在1949年前后几十年间的人生历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面貌；下编写么老师自己求学、就业、为人妻、为人母的经历，是具体而微的40后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心灵史。本书是一份私人的、个体的记录，但它也是若干百姓家的缩影，是大时代里小人物共同的生活史和心灵史。
本书主要讨论的问题是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面对复杂的中国时局美国的政策抉择。1945年，驻华美国官员试图达成三个自相矛盾的目标：其一，阻止中国爆发内战；其二，保证美国政府不卷入这场战争；其三，阻止共产党及苏联从美国与蒋介石政府手中夺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权。然而，与共产党人合作能避免中国一边倒向苏联，或者给予蒋介石政府更多支持就能够避免其垮台并能建立一个亲美国的中国政府进而可以避免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作者认为，无论当时美国采取怎样的政策，都不可能根本改变历史的走向，决定中国未来结局的绝不是美国政策，而是存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自身的力量；拥有巨大但并非无限的实力的美国从来就没有对中国实施决定性的控制。
1949年，康奈尔大学年轻的博士候选人施坚雅怀着对中国研究的热情来到战争中的四川，安顿在成都西南的高店子，展开了对中国乡村的田野调查。他努力学习四川话，住进农户家中近距离体验乡村生活，也常常坐到茶馆里与人聊天，观察中国社会的运行方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对从市场角度研究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逐渐从市场运作中发现了理解中国社会的密码。基于在高店子的田野调查以及大量文献资料，施坚雅在本书中引入“中心地”“六边形模型”等概念，剖析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及其现代变迁，提出了 的市场体系理论和基层市场社区理论，跳出行政划分的范围，为中国研究开拓了新局面。本书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起点和基础，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领域产生了广泛反响，至今仍是中国研究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本书是一本抗战时期货币金融的全景记录，作者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1937-1945年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真实记录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金融援助，以及穿插其间的中日货币战的情况，作者站在政府财政顾问的角度，理性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政府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取得的成就，批判分析了战时中国接受的外国援助的进程以及得失。作者从在华外国人的角度回忆了那段历史，因此本书是一本个人回忆录，战后作者通过多方渠道搜集查证了自己未掌握或语焉不详的史实以及资料，将自己的论述补充得更为完整可信，因此，本书更是一本珍贵的历史著作，能够为读者认识1937-1945年这段时期的中国以及中国的抗战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1948年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发布“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许多民主党派总部及大部分民主党派领导人、社会各界代表人物都集聚在香港。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将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护送到解放区，筹建新政协、创建新中国，已成为中共中央迫在眉睫的政治任务之一。但南方尚未解放，要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排除港英当局的百般阻挠，秘密、安全地实现这场穿越台湾海峡的迁移行动，难度之大、风险之高，可以想见。、周恩来指挥于千里之外，运筹帷幄。经过香港分局和华润公司等机构的周密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300多位民主人士分批北上解放区，为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组织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这一壮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强大的凝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我国的高等学校和文化机构进行了有预谋、长时期、大规模的摧残与破坏。面对日军的侵凌进逼，各地高校师生在 困难的条件下，历尽艰辛向战区后方转移，中国大地上由此出现了一场全国性的高校内迁运动。战时的中国高等教育遭受了巨大创伤，同时也凝铸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在大后方营造了若干教科融合的人文重镇和学术高地，形成了一道“文化抗战”的壮美风景线。本书通过对大量文献史料的整理与分析，描绘了战时高校内迁的整体图景；透过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等几所典型高校的内迁与改革历程，以点带面地展现各个时期、各条路 不同高校的内迁原委，呈现当时高校师生对日本侵略的反抗与斗争，以及为赓续中华文化命脉、维持教育事业所付出的艰苦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