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原居于“天下”之中，是中华文明的主体，但位于四方的“蛮夷戎狄”文化既影响又参与乃至融入了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而在中原的“四方”文化中，北方文化对中原文明的影响既深且远，韩金秋编著的《夏商西周中原的北方系青铜器研究》就是以中原的北方系青铜器为切人点，通过考古学研究再现北方系青铜器对中原影响的历史画卷。

《中国青铜乐钟研究》是一篇隶属中国音乐史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其意在探索我国青铜乐钟的发生、发展、演变，直至辉煌、衰落，而后重获“新生”的历程。全文依据乐钟的发展脉络，共分五部分进行了论述： 首先，在探索青铜乐钟的发生与初期阶段乐钟的编列问题上，回溯了自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商时期钟类乐器的起源和演变，对陶铃、陶钟与铜铃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提出了体外击奏种类乐器的起源时间和直承母体，对晚商青铜庸（镛）器的编列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现今在此问题研究上存在的误区及匡正的方法。 其次，本文第二章专文对西周发展乐钟的情况进行阐述，对甬钟的出现、双音钟的厘定和编列乐钟的音列调定进行了专节论述，对学界颇具争议的甬钟之源、双音钟现象进行了评析，通过五例西周八编列乐钟的分析，对西周时期的乐钟编列情

本书笔者将今壮侗语族原生发祥地的先秦两汉时期之青铜文化考古发现，即把桂、滇、黔地区许多具有鲜明地方民族风格特点的上古青铜文化遗存界定为“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应似无大碍。 本书是立足于现代的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古发现而撰写的一部有关壮侗语族先民的上古青铜文化艺术史和文明史（约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1世纪）。其中叙述的内容实有部分的年代与铁器时代相重合，原因在于：当中原内地已经进入铁器时代的蓬勃发展期，但铁器时代文明对西南边区的影响还是微弱的，后者却伴随着铁器及冶铁术的输入而步入了其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鼎盛期，此后才逐步走向衰落。

针对青铜器、铁器、金器、银器、锡器、铅器等金属文物，本书首先简要阐述文化遗产的作用与价值、文物保护科学与技术发展动态，接着介绍出土金属文物的考古现场保护，深入分析金属文物的腐蚀破坏原因、腐蚀产物的分析方法，全面介绍金属文物保护方案的制定及保护处理方法、表面封护材料和工艺，详细列举青铜器的修复技法。还对海洋出水金属文物的保护、金属文物的保存和展示环境以及如何通过控制环境来延长文物的寿命做了简明介绍。 本书可供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文物保护专业师生、文物爱好者和收藏者参考，也可作为文物保护专业培训。

海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本书收集了作者对海岱地区古文化进行研究的三十余篇论文。这些文章从年代上讲，跨越了龙山时代晚期到东周时期两千多年的时间，基本上涵盖了我国的青铜时代；从地域上来讲，则是以海岱地区为主，同时兼顾了与海岱地区自在地域上或文化上有密切联系的邻近地区。

汪荣宝（1878－1933）字衮父，号太玄，江苏吴县人。近代学者、外交家。汪荣宝日记起自宣统元年正月初一，止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三年中无一日间断，反映了清王朝三年中的社会风貌和重要历史事件。其间汪氏供职民政部，同时在修订法律馆、资政院等多处重要机构兼职，是清末立宪运动的核心成员，其所交往如善耆、那桐、徐世昌、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杨度等，皆一时名流，日记所述完整保留了这一时期的真实记录，弥足珍贵。其中协纂宪法的记述，是研究清末立宪的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青铜乐钟研究》是一篇隶属中国音乐史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其意在探索我国青铜乐钟的发生、发展、演变，直至辉煌、衰落，而后重获“新生”的历程。全文依据乐钟的发展脉络，共分五部分进行了论述： 首先，在探索青铜乐钟的发生与初期阶段乐钟的编列问题上，回溯了自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商时期钟类乐器的起源和演变，对陶铃、陶钟与铜铃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提出了体外击奏种类乐器的起源时间和直承母体，对晚商青铜庸（镛）器的编列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现今在此问题研究上存在的误区及匡正的方法。

中国的青铜时代具有独特的风采，青铜铸造的文明，成就了一种永恒的记忆。 钟鸣鼎食的时代，贵族是青铜器的拥有者，铜器是子孙永宝之器，是地位尊卑的象征。国家有国之重器，所谓“九鼎”是国家政权的象征。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中国青铜器的主要功能是祭祀与征战，大量制作的是礼乐器和兵器，与其他文明用青铜主要制作工具、兵器和饰品有所不同。大量繁缛华丽青铜礼乐器的制作，在技术上形成了以陶范铸造为主，辅以失蜡铸造和多种表面装饰工艺的传统技艺，这与世界上其他青铜文明有明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