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替”、“诺斯替主义”是我国翻译西方哲学、宗教和思想史文献时经常遇到的术语,反映出“诺斯替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现有的西方文献表明,“诺斯替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类型迄今仍然活跃。 西方学界翻译了几乎所有已经发现的诺斯替经书,但尚未按照诺斯替主义的类型学、谱系和文体,系统地整理成一部比较完整的、包含了所有重要经文的诺斯替经书。这本诺斯替经书中译本拟采纳和综合西方学界已有的经书收集、翻译、诠释成果,按照诺斯替主义教派的历史谱系、思想类型、和文体这三个层面进行整理和翻译,力争成为一部把全部狭义的诺斯替经书全部收录在内的系统全面的诺斯替经书注释校订版。 本书采纳和综合国际学界已有的经书收集、翻译、诠释成果,每个文本都依据原文和多种语言译本对照翻译,对其
纵观其一生,为顺应现代文化、政治与社会发展轨迹的变化,马尔库塞将黑格尔、马克思及其他哲学思潮与力图重建马克思理论的现代哲学整合了起来。马尔库塞始终坚持一种批判的、非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视马克思的历史与社会理论为发展一种关切当代运动的批判理论的不可或缺的方法。他将马克思的范畴解释为社会性的、历史性的,他认为,为满足新的历史和理论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必须不断修订和更新。第六卷收集了大量赫伯特?马尔库塞最为关键的著述,第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革命和乌托邦理论的回应,及其自身的理论与政治视角。 本卷,马尔库塞文集的最后一卷,揭示了马尔库塞对20世纪主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拒绝——他认为,一种对西方和苏联官僚主义的彻底批判是不够的——及其对自身革命思想的讨论
柏拉图是古希腊最有代表性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教育家。他的思想与著作对西方哲学理念与整个文化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是希腊文化宝库中最有代表性的宝藏。 本书除了对原译文进行逐字逐句的修改,还做了较大改动有:(1)原版中各篇对话的提要译自伊迪丝.汉密尔顿所撰写的各篇对话短序。本次修订,所有提要均由译者根据本人的研究心得亲自撰写。(2)对柏拉图的疑伪之作16篇做了补译并全部收录。(3)专有名词(人名、地名、族名、神名)有少量改动和增添;哲学概念和术语的译名结合近年来的研究动态有改动,并以注释的方式说明旧译和新译的基本情况。(4)参照已有各种版本的柏拉图著作,重新修改了书中所有注释。(5)参考英文版柏拉图全集索引,重编修订版索引,增加希腊文对照。
帕拉·尤格拉在本书中以精准的笔触,为法国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西蒙娜·薇依刻画了一幅令人过目难忘的思想画像。与维特根斯坦一样,薇依属于那种最特立独行、最难以亲近也遭受误解的另类思想家。加缪和T.S.艾略特对她崇敬有加,而苏珊·桑塔格有句名言:“在薇依赢得的成千上万读者中,能真正分享她思想的人,我想只是少数。”帕拉·尤格拉无疑属于这少数。他生动简述了薇依圣徒般短暂而非凡的人生,以及她的思想历程,诠释了薇依现象中的多重悖论,探讨了薇依思想所涉及的哲学、政治、基督教、犹太教等多个领域的难题,很多地方都像薇依作品一样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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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南宋抗金名将,民族英雄。从建炎二年在阴风彤云之际遇宗泽起,不到十年,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率领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位至将相。绍兴十年,正当他挥师北伐之时,宋高宗、秦桧却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牌下令退兵。岳飞回临安后,被解除兵权,任枢密副使。不久被诬谋反,下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本书以翔实的史料,阐述了南宋朝政与岳飞生平和岳飞冤案平反昭雪的经过,并且论述了岳飞的高风亮节与他的军事思想、《满江红》及其文学影响,以及岳飞精神对后世的“心昭日月”般的影响。 ????
商鞅是先秦法家中能够登上政治舞台,并且充分发挥自己才干及实现自己理想的少数人物之一。在他精心策划及严厉推动之下,秦由一个半封建半游牧的落后国家,不出数年之间跃登为强国,威胁山东六国。在商法被严苛执行下,商鞅虽然殉法而终,然而,他的学派及徒属依然占据着秦国的要职,在政治上继续发挥影响力,以至于商学、商法成为秦国的政治文化和传统中的主要部分,鞭策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使命。 如果没有商学、商法,无疑,秦国不可能成为政治及军事强国,并且一统天下,但秦一统天下后,在面临新的文化及政治环境时,这股传统和文化意无法调适自己,终于把秦国带上了覆亡的道路。
本书按照时间的顺序,介绍了郑观应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辛亥中国近代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经历和活动,并将其著作,思想放在他的经历和活动中进行考察,勾画了郑观应从传统商人到近代商人、从传统知识分子到近代思想家的丰富复杂的人生历程。本书的特点是将郑观应的经历、活动、著作、思想放置到时代、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了细密的考订,透过郑观应的人生,从的视野再现了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复杂艰难历程。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入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