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他高度评价江味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用禅宗行门的丰富经验,对其中短短二十页所载负的义理做了广泛深入的阐发,语言明白晓畅,议论妙趣横生,为我们讲述了《德林老和尚讲金刚经》这本专业研究者和普通民众都可阅读的大书。
《论语》从仁者爱人、为人知礼、学以致道、仁义之交、孝悌齐家、处世之道、君子境界七个方面阐述了《论语》的思想精髓及其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朝闻道,夕死可矣。”“德不孤,必有邻。”“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让我们再一次重温儒家经典,让《论语》指导现实人生!本书配以详注、今译、英译,以飨广大读者。
本书出版后已销售一空,脱销已有两年半以上的时间了。作者感到应向读者说明新版延迟至今方得问世之原因,而在此期间人们一直对此书有热切的要求,所以我更觉得有作此说明的必要。 首先,外在的环境促使作者忙于另外的完全不同性质的任务。但是我认识到版中存在某些缺陷,由此而产生的一些因素又使我回到对本书着手进行修改并使之有所进展。如果要完全克服版中的这些缺点就要求对有关认识逻辑的研究有很大发展并进行扩充,而这将意味着对全书进行重新建构。然而这样全盘的改变,我不能考虑;因为,如果对这本书作这样的改造,那将面目全非,失去原有的性质。那样一来,它将不再能够适合于满足那种要求,使它得以在哲学文献中赢得特殊地位。为了使这本书继续占有这种地位,就必须保持这种总体的设计;为了使它比过去更好地起到它应起
中国传统文化自秦汉以降,二千多年来,自成体系,独立发展。它善于吸收一切有价值的外来文化,融入固有文化主流,不断发展,几千年沿着既定的方向,走着自己的路。中华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从来都是以自己固有的思想体系、思维模式来迎接外来文化的。大致可以举出以下几种特点和品格:不失自我的兼容性;与时俱进的应变性;取之有节的开发性;刚柔相济的进取性;和而不同的自主性。佛教传入中国及其发展道路,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色。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中国人士看作黄老清静无为的理论。景教(西方基督教的一派)在唐代最初传入中国,中国人士认为这个教“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这完全是当时唐人的新解
本书首次将加缪生命和刨作中最重要的四个方面完整呈现给读者:他对阿尔及利亚的热爱、他的“人间信仰”、他的“反抗”思想与“地中海思想”、他对自己精神历程的独特艺术表汰……
《致死的疾病(精)/涵芬书坊》编著者索伦·克尔凯郭尔。 本书是索伦·克尔凯郭尔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克氏试图通过与黑格尔不同的方式来揭示人的真实经验,特别是朝向信仰的生存体验中的超概念维度,以避免思辨理性的抽象普遍性,达到基督教信仰所要求的的或个人的具体性和除基督教之外再无真实依凭的生存境况。正是在此层面上,克氏在该书中详细讨论了个体生存状态中的绝望形态、罪与信仰之关系以及如何从绝望中解脱出来获得真正的信仰。
本书以无立场方法论重新分析了幸福和公正问题,试图重建一种综合中西理论优势的当代美德伦理学,其中关于幸福的两条原则,自成目的和他人礼物,典型地表达了作者在美德伦理学上的当代推进。
《张子正蒙注》是王夫之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他通过为北宋张载的《正蒙》一书作注解的形式,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正蒙》是张载最主要的著作。他的哲学思想的精粹,具体表现在这部著作里。朱熹曾经给这书做过注解,名《正蒙解》,虽然也表示推崇,大部分却把他的理论歪曲了。后来做注的,明朝有高攀龙、,清朝有李光地、冉觐祖、张伯行、王植等,都不及王夫之所注的。王夫之的这部《张子正蒙注》,不但充分阐明作者的思想,更进一步发展了张载哲学,而且对于原著上有些观点表示不同的见解,对于字句的错误也作了不少的校正。 《张子正蒙注》曾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出版,由古籍出版社据太平洋书店本排印。现在改用一八六五年金陵刊刻的《船山遗书》为底本,重新校勘标点。《正蒙》原文与明万历年间陕西凤翔府官刻本
本书是一部系统的阴阳理论专著。全书以阴阳哲学理念和大量的图形示例阐述了“太极图”是宇宙、自然、万物、社会的载体,是人生、思维、行为、意识的标志。
学术文章必是艰涩难懂吗?看看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文章就会发现原来学术论文也可以这样妙趣横生。本书以佛教在印度产生、发展、传播,如何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后再倒流回印度为线索,将季羡林先生论佛教的文章编排为十五个题目。使读者能够条理清晰地阅读季先生在佛教史和中印关系史上的这些重要论述: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论释迦牟尼、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浮屠与佛、再谈“浮屠”与“佛”、法显、中国佛教史上的《六祖坛经》、佛经的翻译与翻译组织、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关于玄奘、关于《大唐西域记》、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佛教的倒流。 阅读本书不仅能获得佛教和中印关系的基本知识,还
作者在本书的论证中除人类学外,还涉及到了语言学、逻辑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如事物的命名与分类方式,结构与事件的关系,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个体名称与一般名称关系,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历史概念的辨析等等。论述的方式也别具一格,其中哲学的、科学的、艺术的、文学的语言往往交相并用。此外,尽管我们会在本书文句中不时遇到借自控制论、信息论、逻辑代数、结构语言学等学科中的术语,但它绝不是一本具有自然科学风格的人类学著作,而是一本具有哲学意趣的理论人类学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