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經典誦讀教材》（全18册）遴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儒釋道典籍三十五種，采用大字注音、正體豎排，是一套專門用於誦讀的經典教材。經文采用*善的底本，反復校對，標點、注音參考學者註疏，力求準確無誤。適合作為少年兒童的經典誦讀教材，也可以作為成年人學習經典的誦讀讀本。 全書包括：《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德育啟蒙、孝經》《弟子規、太上感應篇、十善業道經（附：朱子治家格言、文昌帝君陰騭文）》《了凡四訓》《女四書、女孝經》《聲律啟蒙、笠翁對韻》《幼學瓊林、龍文鞭影》《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禮記選》《詩經》《尚書》《左傳選》《易經》《道德經、莊子選》《唐詩三百首》《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心經、金剛經（附：佛說阿彌陀經、普賢行願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地藏菩薩本願經》。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有三部分：（一）《六十四卦》（即《经》）。（二）《六十四卦》卷后佚书，除了很少一部分见于今本《系辞 下》以外，此书的其余部分都是不曾流传下来的佚书。（三）《系辞》，同今本《系辞》有相当出入，没有今本《系辞 上》的第八章，今本《系辞 下》第四章的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等四节又在上述的佚书之内。除此之外，今本《系辞》大致都包含在帛书《系辞》里面。于豪亮《马王堆周易帛书释文校注》一书对帛书《周易》此三部分做了释文，并与传世几个《周易》版本（包括汉石经、《周易集解》、唐石经、敦煌写本、宋本、阮本等）进行了校勘与注释，其中有些内容胜于通行本，有些内容不如通行本，其中帛书《周易》的通假字和叶韵，有助于对汉以前古音的探讨 通过此番比较，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周易
《周易参同契》。东汉魏伯阳著，简称《参同契》，道教早期经典。全书托易象而论炼丹，参同「大易」、「黄老」、「炉火」三家之理而会归於一，以乾坤为鼎器，以阴阳为堤防，以水火为化机，以五行为辅助，以玄精为丹基等等，从而阐明炼丹的原理和方法，为道教最早的系统论述炼丹的经籍。
《周易》分为经部和传部，经部之原名就为《周易》，是对四百五十卦易卦典型象义的揭示和相应吉凶的判断，而传部含《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七种十篇，称之为 十翼 ，是孔门弟子对《周易》经文的注解和对筮占原理、功用等方面的论述。以其富有特色的哲学思维和结合史事的解说，为学问之冠冕。《尚书》又称《书》或《书经》。今多称为儒家经典之一，但不仅是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之代表。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自汉初以来，有今文、古文两种不同的传本。《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虽说文字大体古奥迂涩，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参同契》相传为东汉魏伯阳所著。《 参同契》是历 的一本炼丹著作，向来被誉为“万古丹经 ”。关于这部书何以名之为“ 参同契”，历代注家对之也作出了解释。明《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原题汉阴长生注《金碧五相类参同契》，首句即有“昔说魏君《参同契》”一句，其注称：“参者，离也。同者，通也。契者，合也。”以“参”为离的意思，“同”为“通”的意思，“契”为“合”的意思，此注虽然不是直接注解《 参同契》，然经文提及“魏君《参同契》”，故其对“参同契”的解说，应该与魏伯阳《 参同契》相关。章伟文译注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参同契》结合《 》之理，探讨天道及其表现；结合《 》之理，对金丹炉火之术的药物、火候、鼎器等问题作系统说明；《 参同契》还将大易、黄老相结
《 外传》是王船山隐居著述初期的一部重要经学和哲学著作。在本书中，他以《 》每卦为话题，展开了对明亡的反思，对传统政治制度的剖析和探讨，对理学各家的评骘，对 的批评等等。本书语辞谨言繁密，非平气虚心不能读，故在整理点校之外，特为笺释。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三大老”之一，思想家。 抗清失败后，隐居著述。 他的学术宗旨是“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对于理学有了深入的检讨和开拓。
吉凶是《易经》的术语，趋吉避凶、化凶为吉是《易经》一书的基本内容。如果我们剔除历史上对《易经》的种种迷信成分，对其卦爻辞所蕴涵的吉凶之道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却不得不承认它是现实人生的指南，是指导人们趋吉避凶的宝典。 它启示人们：当出入行藏之际，多加考虑，遵守法则或度数，就可身处内外隐显之时知晓惕惧得失，又可使人深时将来的忧患和往昔的事态。 若能处事之初遵循《易经》卦爻的意旨，揆度行动的方式，也就掌握了适应事物变化的规律。
《 口义》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所作，由其门人倪天隐纂录。胡氏易学，大抵讲求返归经本，芟除芜杂，探究变易之道、盛衰之理，严于君子小人之辨，着力批评孔疏中的老氏倾向，显扬儒家义理，对程颐有着直接影响。此整理以《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为底本，参以白石山房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附以《洪范口义》，辑录胡氏对《论语》《中庸》《春秋》的解说。由此可窥见胡瑗学术的大端，以及北宋中前期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与思想转向。
《 口义》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所作，由其门人倪天隐纂录。胡氏易学，大抵讲求返归经本，芟除芜杂，探究变易之道、盛衰之理，严于君子小人之辨，着力批评孔疏中的老氏倾向，显扬儒家义理，对程颐有着直接影响。此整理以《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为底本，参以白石山房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附以《洪范口义》，辑录胡氏对《论语》《中庸》《春秋》的解说。由此可窥见胡瑗学术的大端，以及北宋中前期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与思想转向。
《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由“经”、“传”两部分组成。“经”称《易经》，包括六十四卦，每卦都有卦象、卦辞、爻辞，是《周易》的主体；“传”由《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共七种十篇构成，称“十翼”，又自成体系而为“易传”。本书以《十三经注疏》中的《周易正义》为底本，采取逐段逐爻注释、翻译、评析的方式，释读文本，详析义理，是兼及《周易》普及与研读的文本。
《周易浅述》八卷，清陈梦雷撰。《周易浅述》大旨以朱熹《周易本义》为主，参以王弼《周易注》、孔颖达《周易正义》以及苏轼《苏氏易传》、胡广《周易大全》、来知德《周易集注》。诸家未有说者，及其所见与诸家不同者，则抒己见以申明之。陈梦雷以为，《易》之义蕴虽多，大抵为理、数、象、占四者。以“理、象、数、占”四者解《易》，是此书的纲领，也是作者的中心思想。书末附图四十二幅，乃陈梦雷之友杨道声所作，此次整理依潘雨廷先生所校定之图订正之。陈梦雷以为“不知图者，固不得经之原”，故附之以飨读者。
本书为《十三经译注丛书》之一种，将《周易》全文译成现代汉语，并加以详细的注释、解说，对《周易》的历史、读易的方法，每爻爻辞内在含水量义等深入浅出地向读者作了介绍，贯穿了作者多年来研究《周易》的见解，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译注本。
关于江藩《经解入门》的真伪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本书洋洋300万言，从版本、序跋、传播源流、思想内容、时代特征等方面全方位综合考察，去伪存真，深入比较探析，以充分的论据论证了 《经解入门》出于伪撰 的结论，可谓 学术打假 之力作，学术价值颇高。
全面吸收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的校勘成果。对阮元《校勘记》中已有明确是非判断者，据之对底本正文进行改正对其无明确是非判断者，出校记两存。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系专门针对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而作的一种补充和再校勘。对孙著中有明确是非判断者，据之对底本正文进行改正，或对阮校进行纠谬；对其无明确是非判断者，出校记两存。在尽量保存底本原貌的基础上，择善而成，并力求全面反映各种版本的差异。对底本与各校本有歧异，但文意两通的，只出校记说明；对于因文字出入而可能导致所证事实完全不相符合或性质形成较大差异的，原则上略作考证以决定取舍。另外，还择要吸收了古今学术界有关十三经及其注疏的校勘、辩证、考异、正误等方面的成果，并摘要以按语的形式录入页下。 十三经的
于豪亮编著的《马王堆帛书 释文校注(于豪亮著作2种)》中队马王堆汉墓出图的帛书《 》中的《六十四卦》、《繫辭》、卷后佚书做了释文，并与传世几个《 》版本（包括汉石经、《 集解》、唐石经、敦煌写本、宋本、阮本等）进行了校勘与注释。 通过《马王堆帛书 释文校注(于豪亮著作2种)》此番比较，可以 清楚地了解到《 》在流传过程中所经历的整理加工、删节编排、改字润色等方面的演变。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有三部分：（一）《六十四卦》（即《经》）。（二）《六十四卦》卷后佚书，除了很少一部分见于今本《系辞·下》以外，此书的其余部分都是不曾流传下来的佚书。（三）《系辞》，同今本《系辞》有相当出入，没有今本《系辞·上》的第八章，今本《系辞·下》第四章的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等四节又在上述的佚书之内。除此之外，今本《系辞》大致都包含在帛书《系辞》里面。于豪亮《马王堆周易帛书释文校注》一书对帛书《周易》此三部分做了释文，并与传世几个《周易》版本（包括汉石经、《周易集解》、唐石经、敦煌写本、宋本、阮本等）进行了校勘与注释，其中有些内容胜于通行本，有些内容不如通行本，其中帛书《周易》的通假字和叶韵，有助于对汉以前古音的探讨……通过此番比较，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周易
《易图明辨》全书共分十卷，卷一辨“河图”、“洛书”，卷二辨五行、九宫，卷三辨《周易参同契》，先天、太极，卷四辨龙图、《易数钩陷图》，卷五辨《启蒙》图书，卷六、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后天之学，卷九辨封变，卷十辨象数流弊。 《易图明辨》颇受黄宗羲的启发与影响，末二卷列这二项等于论及当时*的易学理论，从此我们可以看出，胡渭撰著此书的目的，是要追溯易图说学的历史源流。胡渭在《易图明辨》卷二也指出了他是以这些图出现的时间先生为序依次进行辩驳的。 胡渭在此时收集了大量前贤和时人的有关《易》图的著作，他在《易图明辨》中大量征引前贤和时人的著作，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另外，在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期间，胡渭也有机会阅读到徐乾学搜集的大量珍本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