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为其形成、发展、演进与壮大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形成了延绵接续、生生不息、从无中断的文明形态,至今仍闪射着动人的光芒,显现出强大的生命活力。本书从山西与中华文明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华夏文明形成的演进、陶寺 华夏文明的形成、创世神话与传说中的山西、山西地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等方面阐释山西与华夏文明、中华文明的深厚关系。读者从中可以触摸历史的脉络,感受古老文明的活化形态,回顾人类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历史进程及走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
1984年,李荣先生在给《山西省方言志丛书》写的序中说到:“山西方言在我国北方方言里是比较复杂的。对研究语言的人来说,山西的方言跟山西的煤炭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宝藏,亟待开18年过去了,经过省内外山西方言研究者的共同开发,写出了40余本方言志,在此基础上,由侯精一、温端政主编,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编辑出版了l20万字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这些成果为全面记录山西方言、进一步研究山西方言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研究课题的深入和研究视野的扩大,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晋语在北方方言里的复杂性,这个“无穷无尽的宝藏”,还需要继续开发。 2002年,由乔全生教授主持的《晋语史研究》项目,经全国语言学科规划评审组评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已获准立项,项目号为“02BYY009”。历时的研究必须
《陇上学人文存:段文杰卷》于我们是一桩幸事。这不仅是由此而对段文杰先生这样一位年已望百的敦煌学耆宿的学术成就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在治学思想上多所借鉴,获益甚丰,愈让我们高山仰止和心灵得到滋溉的是,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常常体现着对于一种事业执着的坚守探求精神和勇于开拓创新的远见卓识,并以此而着这一事业走向更为广阔光明的前程。他的学术成就,正如有学人礼赞的那样:“和莫高窟的敦煌学艺术的里程碑式成就密不可分”,“他的生命最强音和敦煌交织在一起。”
曾几何时,三晋的豪商巨贾富甲一方,雄视海内外;从古至今,山西的传统文化独具特色,争艳于黄河流域。 屋宇高峻、气势恢宏的晋商豪宅;质朴无华、古色古香的民居院落,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记录了一段兴衰的沧桑。也讲述着一串串令人感叹、感伤而又沉思无限的动人故事……
战国,中国古代历为动荡面又创造力的一个轴心时代。韩赵魏“三家分晋”,拉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序幕;七国争雄上演着当时社会最为雄壮而又最为绚丽的历史旋律。 二百年的铁马,二百年的烽火狼烟,二百年的社会遽变,二百年的文臣武将……二百年的烽烟散尽之后,仍然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沉思和回味。
最早把日本的武士道介绍到西方世界的是日本最早的留学生之一新渡户稻造(1862-1933)。1899年,美国出版了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成的《武士道》(《Bushido,The Soulof Japan》),立即受到西洋世界的反响与好评,英文版的《武士道》在美国、英国先后再版10次,并被翻译成德、意、法、西班牙等多种其它语方的译本,成为介绍武士道文化的经典之作。新渡户也因《武士道》一书成为日本的近代思想文化先驱人物。现在日本发行的5000日元钞票上,就印着新渡户稻造的肖像。
王沂暖先生在他的《新注》中说:有人说《大学》是孔子的大弟子曾子所作,此盖臆测也,要之与《礼记》一书同为战国末年之作,但其思想内容,乃为儒家之绪余,则可信也。我写的这个新注,与朱注或有出人。现在总结起来说一句,大学之道,包括两个基本的学习,一是做人,二是生财。 在《自述》中又说:我在一师读了四个年头,那时有一位国文先生叫真,他很喜欢我。他崇奉孔子,尤爱明末大儒刘宗周。明儒学案中有刘宗周的蕺山学案,蕺山是他的别号。他学宗慎独,因此我也爱读蕺山学案,更喜欢他的慎独学说。慎独之说,出于《大学》《中庸》。奠现乎危,莫显采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不愧于屋漏,内省不疚,这便是慎独之实质。我从此亦以慎独自律,定了两名言为座右铭,日:“必慎其独,行己有耻。”对于读过的四书五经,视之为珍宝,也为我做
《新疆石窟艺术线描集》是我多年的心血,今天总算顺利完成,欣喜万分。这本册收录了新疆境内几大石窟的壁画,按照忠实壁画原貌的原则,用白描的形式展示给广大读者。值得一提的是,我还临摹了大量流失国外的壁画,并将其编辑在册。因此,本书具有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的特点,有很高的收藏和学术研究价值。如果本书能够给对新疆石窟艺术感兴趣的读者一些有用的信息,本人将不甚荣幸。 在编写《新疆石窟艺术线描集》的前后,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和新疆艺术学院李安宁教授的指导。 《新疆石窟艺术线描集》就是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的又一成果,在没有电、没有路、没有通讯的艰苦岁月里,他几乎在整天洞窟里“与佛对话”,临摹壁画,面壁记录,孜孜不倦,如痴如醉,用心感悟佛教艺术的真谛。作者所临摹的壁画不但形似,而且以神
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通常将支先生的三部个案研究专著称为“三论”,从支先生著述的整体看,还应该加上一个“鲁迅论”,虽然此论并未形成专著出版,但其数量、质量和系统性都足以构成一部专论,所以本卷列为首辑。而这个“首”有几方面的含义:首先,支先生的鲁迅论,从他1979年发表篇论文《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直到晚年,可以说是贯彻始终,是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端和主线;其次,虽然支先生的鲁迅论可以视为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的个案研究之一,但与其他三论不同的是,鲁迅论还是他学术思想的根基和灵魂,换言之,支先生的整个学术思想,从立场、方向、精神到具体方法,都是源于、基于鲁迅的,这在他的几乎所有文字里都显而易见。因此,本卷始于鲁迅论亦终于鲁迅论,既是由于支先生著作的发表时间有此巧合,更因为这个
《陇上学人文存:段文杰卷》于我们是一桩幸事。这不仅是由此而对段文杰先生这样一位年已望百的敦煌学耆宿的学术成就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在治学思想上多所借鉴,获益甚丰,愈让我们高山仰止和心灵得到滋溉的是,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常常体现着对于一种事业执着的坚守探求精神和勇于开拓创新的远见卓识,并以此而着这一事业走向更为广阔光明的前程。他的学术成就,正如有学人礼赞的那样:“和莫高窟的敦煌学艺术的里程碑式成就密不可分”,“他的生命最强音和敦煌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