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特殊的书写材料曾经被作为重要的古代文化载体，这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就是简牍。在中国文书史的简牍时代，所有的文明创造和所有的文明积累，都曾经由这种竹木材料所记录，所传承，所反映。通过这些简犊，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当时社会的政治形式、军事制度、经济条件、社会构成、生活实况、文化形态乃至时代的精神风貌。所以说对简牍资料进行研究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近世大批简犊资料的发现，特别是以现代科学考古发掘方法所得到的大量简牍，不仅为简犊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而且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宝贵的出土文献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古代社会。《简牍史话》便是介绍了简牍的形制、文化内涵、历代简牍发现、简牍研究的历史进步等内容。
帛书是中国古代书籍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常与简牍并列而称为“竹帛”。迄今为止，经考古发现出土的帛书原物主要有三批：英国人斯坦因于1908年在敦煌发现的两件帛书；长沙蔡季襄于1942年在长沙获得的著名的楚帛书；湖南省博物馆经科学考古发掘，于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大批西汉帛书。《帛书史话》全书紧紧围绕帛书原物对其出土、流传、整理、研究的历史作了细致的回顾和描述。全书共分为三部分，部分“帛书概说”，主要介绍帛书的名义、撰抄年代、形制、内容、性质等，其中以马王堆帛书的内容介绍为重点；第二部分“帛书的发现、流传经过”，主要介绍楚帛书的发现与流传始末；第三部分“帛书研究综述”，重点概述楚帛书和马王堆帛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帛书史话》作者陈松长。
《簠斋金文题识》乃余往年集记绿。题识内容丰富，考定铭文，判断时代，很有价值。特别是记绿器物出土地点及流传经过乃本书特长。除秦始皇诏版一三一器因李斯篆书为借拓者外，书内各器均为簠斋自藏。 题识资料来源，余已不能全然记得。除少数取自《簠斋藏古目》，多抄自金文拓本之包装纸上。簋斋考辨鉴定器物，决心收藏以后，为赠友好及传世之用，乃令传古助手拓成若干纸，用毛头纸包装起来，随手将考释及各事题于包装纸上。时经百余年，中间更换包装纸，簋斋题识又转抄于新纸上。拓片与稿本自来由陈氏长房长支保管。余乃篮斋六世长孙，自年轻即保管并服务于拓片箱。所见拓片包装已为民国初年由祖父礼丞遣人换包抄绿，已非簋斋手笔。惟其如此，后日抄读者即遇到许多困难。 部分绿自别处者，如《铜镂鞠》题试。今余书箧中另有一份
《积微居甲文说》为作者治甲骨文的学术成果，考订商朝世系，以文字为阶梯明史实。《耐林庼甲文说》亦为作者对甲骨文的考订释疑之作。《卜辞琐记》和《卜辞求义》为作者运用训诂之学来研究甲骨文之作。
魏晋時期，佛教興盛。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在洛陽城南二十五里的龍門山上，大規模開鑿石窟雕刻佛像，其遗存即為今之龍門石窟。 龍門石窟的開鑿年代遲在北魏太和七年(483年)，經過北魏至清代康熙年問的鑿造，至今仍留有窟寵兩千一百多個，造像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餘品，這當屬全國各地石窟造像題記之。這些造像題記不但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宗教、醫藥、藝術等多方面的資料，而且也為我們研究漢字的流變、書法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實物參照。龍門石窟造像書法多是北魏、東魏時期，為漢晋隸書向隋唐楷書過渡階段的正書書法。以《龍門二十品》為代表的魏造像書法，结體剛健，用筆方勁，書風樸拙，多以方筆為主。 本書從眾多龍門石窟造像題記中精選出四十餘品。因石窟經歷千餘年的瀝蝕，很多造像已漫漶不清，所以我們
《甲骨文书法常用字汇编》以供甲骨文爱好者参考研读，为中华文化之流传奉献自己绵薄之力。该书集先生十余载甲骨文书法之心得著述所成，涵盖甲骨文字出土问世、经典著述、文字风格等诸多方面，有裨于当世流传而惠及后辈学者甚矣。通读此书，令人顿觉中华文字艺术博大、神奇如斯，赞叹之余自豪感暗生。
《郭店楚简先秦儒书宏微观》分为两部，分别题为“宏观篇”与“微观篇”。“宏观篇”共有四篇，所论者皆为郭店楚简儒家著作之思想上及学术史上的探索，包括其中“以人治人”的思想、礼乐美学思想、“情义终始”论等重要哲学观点，以至于这些思路的历史背景、其与战国诸子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后世儒学的种种影响。“微观篇”共五篇，所论者乃为诠释郭店楚简的具体问题，如若干竹简的排列顺序、有关章节文句的句读与解释，以及个别字词的可能释读，同时亦包括一篇专讲郭店简等出土简帛该如何与传世文献相互校对的诠释理论。
北碑的代表作品集中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群，现存碑碣和造像题记多达三千六百，其中北魏造像题记约有二千。巩县石窟寺群造像和题记，与龙门造像几乎同时，其形制及艺术风格，也与龙门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书法家马健中编著的《巩县石窟北朝造像题记六品》考察搜集整理编印造像题记的工作。
李明晓*的《散见出土先秦两汉法律文献校注》 吸收古文字与法律史*新研究成果，对先秦至东汉时 期的出土法律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为上古法制 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