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同钧作为 陕派律学 中代表人物参与晚清的变法修律活动，对修律的工作不断地予以关注和评论，他曾发表这样的看法， 新订之律，表面仅四百余条，初阅似觉简捷，而不知一条之中，实蕴含数条或数十条，将来判决成例，仍当取现行律之一千余条，而一一分寄与各条之内，不过体裁名词稍有不同耳 。从中可以了解到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律之间如何冲突，又如何进行调整并整合的，也可以了解传统的法律人如何面对几千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法律大变局，这样可以使我们能对中国法律的近代化会有进一步的认识，对今天的法律改革也能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书分别从法治兴衰的作用、中国近代以来的法 治道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法治发展道路、法治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中国法治道路的基本 内涵、中国法治建设总目标、中国法治的法律规范体 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 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等方面全面 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 ，尊重人民实践创造，遵从法治规律，借鉴吸收人类 优秀法治文明成果，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
《清代赋税法律制度研究：1644年-1840年》以1644年清军入关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清代赋税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从清代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赋税制度改革入手，对清代的赋税法律体系、赋税管理机构、赋税征收原则和方法、赋税减免制度、赋税监督及奖惩制度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立法、执法和监督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清代赋税法律制度的利与弊做出了客观的评价，为读者展示了一幅较为全面的清代赋税法律制度之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书是华中科技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本书精选100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央企业法治建设的典型案例，生动展示了中央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推进新时代法治宣传教育的成果，持续深化法治央企建设的实践探索，总结推
本书收录了作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至二零零六年九月公开发表的法制史学论文共四十七篇。其中50年代2篇，60年代2篇，70年代1篇，80年代12篇，90年代12篇，新世纪之始18篇。这个轨迹从一个侧面具体而微地反映了新中国法律史学发展的历程。这写论文涉及到古代刑法、民法、行政法、、政治制度、官制、近代宪法等诸多领域。 在半个多世纪里，无论学术指导思想还是社会状态，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在我的论著中亦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为了显示我的学术历程的真实性，所收录的论文除个别文字略加改动外，一律保持原貌。
近代中国审计法治的发展，除了民国社会对审计需求的政治经济背景之外，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源自三大因素：孙中山先生审计监督思想的指引，民国历届审计官员对审计立法与实践的重视，民国众多会计学家兼审计学者的精心研究与实践。本书以文献史料为依据，结合审计法律、法规，对民国时期的审计官员、学者等历史人物进行客观分析，聚焦他们的生平事迹、成长背景和思想观点，挖掘他们在审计立法、审计管理实务及维护财政经济过程中的思想贡献和历史业绩，总结近代审计法治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可供参考之处。
赖希的《希腊-罗马典制》在汗牛充栋的古典希腊-罗马阐释中独树一帜，长期以来却被忽视了。赖希的洞察兼备学者的严谨和思想家的睿识，既能涵盖细枝末节的阐幽之妙，又能包摄历史理路的宏大勾勒；既是论证缜密的专题阐释，又是 情怀的通史撰述。 赖希 的主题是制度， 具体人和事件的政治制度，那是文明的载体，真正的精神生命在其中汩汩流淌。或许在所有的制度中，希腊-罗马的制度堪配典制的美名，那是制度的范式，兼具历史本体和认识的双重示范意义。 赖希摈弃了古朗士、耶林的见解，摒弃了麦考莱、梅因的借鉴，摈弃了多数德意志、英格兰史学家的见解，在现代的智识环境中获得了某种古典风格的历史智慧。他从罗马的愧耻制度出发，贯通至罗马公民权、罗马官员、公民大会、元老院、共和国，再扩展至雅典和斯巴达，上升到普遍城
本书是一部围绕妇女、婚姻、家庭展开的法律社会史著作。书中以清代以来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地位为视角，对与妇女权利直接相关的法律实践做了细致梳理。通过深挖诉讼档案，作者对清代、民国、1949年至当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离婚案件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剖析，还原了大量关于妇女离异、典妻、审判诉讼等历史细节，揭示了近世以来相关法律制度与诉讼实践在妇女权利的保护或损害等方面远为复杂的非线性悖论关系。全书吸收了大量中外学者中国法律史研究的 成果，并尝试与重要的学术观点对话，表现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并融合了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妇女史、法制史研究的探索上做了有益尝试。
坦白说，我原本没有编《在边缘处思考》的想法，如果不是一些热心的学友为纪念母校五十岁生日编了这套丛书，并且不由分说地把我的名字放进作者名单，也一定不会有这个集子。丛书编委会的要求不容拒绝，因为对任何一位丛书作者来说，这都既是荣誉，也是义务。只是，时间紧迫，要从头开始单为丛书撰写一书没有可能，而按照单一专题把现有文章编为一辑，时机也稍欠成熟。考虑再三，决定把最近几年写成发表的学术论文编为一集。这虽然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却可以免去重复，而不失向母校师友汇报之意。 所收文章大体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列。“我的大学”一篇系前年应西南政法学院七八级同学会征集忆旧文而作，现作为“代序”置于篇首。“在边缘处思考”一文写于1997、1998年之间，这篇文字回顾了作者思想、学术及人生经历，其中也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