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丛书入选书目的内容全面覆盖从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到审判和执行的各个诉讼段中的重要诉讼法律制度。本丛书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予以充分关注，尤其是对管辖、证据、司法鉴定、强制措施适用、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刑事和解等方面的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力求从多角度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制度选择方案。

本书系运用后现代理论研究证据的专著，该书对后现代证据理论的系统梳理与公允分析，达到了的学术水准。作者采用了不同于传统认识论语境下的诠释路径，着力于多重视角下的话语分析方式，阐述了解构与建构证据哲学的可能性、必然性与内在机制，试图形成一个能够科学地描述和处理“事实”问题的概念体系和方法论框架，以寻求理论突破，对证据理论的丰富完善与体系的系统搭建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不失为一部佳作。

证据法是人类实践理性的产物，证据规则是法官审判经验的总结。证据法理论研究应当立足中国现实，坚持证据意识和实践意识，研究实践形态的证据法，走实践证据法的研究路径。本书从行为科学的角度，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法官运用证据情况进行观察，对那些影响中国证据制度发展和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问题进行数据分析，总结法官运用证据的实践经验，探求证据法求真、求善和求是的价值功能及其理论基础。

民事证明责任问题是当前国内民事诉讼理论界与实务界至为关注的核心问题，本书是作者凭借多年参与审判实践与教学工作的经验，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而形成的成果。 本书共分十章，从民事证明责任的基础、历史渊源、客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分配与转换、表见证明责任、推定证明责任、特殊侵权证明责任等方面对民事证明责任及其分配规则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全景式介绍。无论是实体法的原则还是程序法的规范，无论是对理论的探讨还是对实务的分析，无论是确定个案证明标准的方法还是评价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不同观点，在本书中均有所体现。全书集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实例分析的广度于一体，为民事审判工作者和相关学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读本。

在美国司法制度中，最有特色的是它的证据制度。美国证据制度及其相关的证据规则，对于美国审判制度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我国近年来司法制度改革的重点，就在证据制度。目前，在诉讼中，相应的证据规则都是研究的热点，而且统一的证据法也在研究和制定中。因此翻译了这本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证据法教材。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反映科研和教学的成果。 2、在正文展开中，是在大量的庭审过程的记实性记载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3、资料丰富。除了教程内容之外，还有丰富的教学参考资料。 4、有大量的教学案例。

作者提出了在内涵上具有独创性的具体举证责任概念和理论，从而使诉讼形成抽象证明责任与具体举证责任各自独立的新二元架构，并以此对证明活动施以“双层调控”。本书资料比较充实，作者正确地把握了证明责任的传统理论和实际运用，由此，也就能够充分揭示现有理论的不足，并大胆提出自己的设想。在具体举证责任概念和理论体系的论证方面能够做到深入细致，条理清晰。 ——清华大学张卫平教授 作者系统、全面地对证明责任的理论及涉及到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具体举证责任”的概念，并对这一概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作了充分的说明。作者关于具体举证责任的界说，具体举证责任在实践中的运用，如何处理具体举证责任与相关问题之间的关系，都作了有说服力的、比较清晰的说明，观点有创新性。 ——北京大学潘剑锋教

《证据解释：庭审过程中科学证据的评价》是畅行于美国法学院的经典教材，其将统计学理论与证据解释及评价问题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并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向读者展示出发展科学证据的途径——以似然率进行证据评价、以贝叶斯模型进行证据解释。译者准确地向读者再现了本书的内容，使广大学生及法律工作者能够通过本书的学习，对法庭科学证据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具体而言，其能够指导我们正确面对科学证据的不确定性，帮助法官及控辩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正确的解读，找到统一的标准从而减少各方当事人对同一证据的不同认识。

本书是作者精选的20篇与证据学有关且具有代表性的论文，编成本书。 本书堪称作者的代表之作。 司法人员不是神仙，无法全知全觉，也无法穿越时空隧道，只能通过有限甚至短缺的证据去认识发生在过去的案件事实。于是，那事实便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一般而具有了模糊性。《短缺证据与模糊事实：证据学精要》是作者何家弘精选的20篇与证据学有关且具有代表性的论文，编成本书。本书堪称作者的代表之作。

作者立足于中国司法的特殊背景与条件，积多年观察思考和实际体验，对中国刑事证据制度中挑战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做出厂富有创新性的回答。如对我国刑事证明的“印证证明模式”的提出、对欺骗与刑事司法行为道德界限的探讨、对中国刑事法中推定与证明责任问题的辨析，对中国特定条件之下书面证言使用的规则设定，以及对纪委取证、立案前取证等中国法特有问题的分析，均可谓独具只眼。他对现实状况的把握，对操作复杂性的体会，以及在制度研究时就实践合理性与法理合理性分析的展开，充分显示厂思考的深度及理论的力度——这是植根于中国司法实践的“本土的”证据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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