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以我国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为切入点，以形式法治为辩论对手，阐述一种实质合法性与实质法治的主张。全书的核心问题是，司法判决如何获得合法性？进而言之，什么样的法治是理想的法治？
本书是著名德国汉学家傅汉斯（Hans Ulrich Vogel）就马可·波罗是否曾亲自到过元代中国这一经久不衰的学术论争而撰写的zui新著作。作者一一回应了对于马可·波罗之书真实性的质疑，针对英国汉学家吴芳思（Frances Wood）所撰《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等书的观点，结合近年来学界马可·波罗研究的新进展，尤其是他自己在元代的纸币和贝币、食盐生产、杭州地区的税赋收入、元代行政地理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坚实的证据得出结论：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全书材料丰富，收录了不少国内少见的马可·波罗原始文献材料；论证有力，对与元代纸币、贝币、赋税等问题的研究具有极gao学术价值。是一部具有前沿水平的学术著作。
本书的写作源于作者在德国留学时导师的一堂生动讲座，导师讲的一则案例令作者十分不解：德国嫌犯怎么会笨到就医后还留下真实姓名？德国医生护士怎么胆敢拒绝警方的要求？及至1998年作者执教之际，诸如“因采职权主义故对证据种类、能力不设限制”及“欧陆法就强制处分不采法官保留”等诸多根深蒂固的误解，使作者为了正本清源而集十年之功完成《干预处分与刑事证据》。《干预处分与刑事证据》对干预处分（干预犯罪嫌疑人的身体）的概念，台湾“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现状，实践中的协商、审判及证据原则内容等，以诸多案例分析的形式，非常地阐明了《干预处分与刑事证据》主题——作者希望合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规范一系列证据使用原则，最终达到法律的公平。
时下行政诉讼的理论论述与知识读物已“汗牛充栋”，之所以要在此时写这样一部书，主要是考虑到，尽管行政诉讼方面的理论研究已日趋成熟，但对于那些真正因其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行政相对人而言，打一场行政官司、将自己的“父母官”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仍然是一件讳莫如深、可望而不可及的“品”。不用说普通民众，就是身为国家行政执法者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其执政、执法所必需的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基本上也还处在知之不多或知之不深的水平上，存在着对行政诉讼的畏惧心理，怕当被告，怕败诉。 行政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怕当被告的心理障碍主要有二：一是对“被告”一词的误解，觉得不太好听，甚至把行政诉讼的被告与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混为一谈；二是担心行政诉讼将影响行政机关
在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之下，司法机关对争议事实的认定都依赖于对证据的占有、审查、评价和运用，因而证据对争端的解决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在领土边界争端解决程序中，证据问题涉及争议领土的最终归属和边界争端的解决，国际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初步确立了一套证据规则体系。虽然国际法院并非超国家的立法机构，但在理论亡对促进国际法治和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国际法院所适用的证据规则已经为多数国家解决领土边界争端所借鉴，对于我国解决领土边界争端也具有的启示意义。
世界民事诉讼标的理论走过了一个从旧实体法学说到诉讼法学说，再到新实体学说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尽管这三个阶段的学说都不，便实体法学说是诉讼标的理论的必然归属。 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建立必须考虑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官的素质，必须考虑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诉讼目的以及与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相适应。作为中国大陆本系统研究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专著，作者并没有试图终结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争论，也没有试图建立一种最后的、的理论体系，只是在对各国现存的诉讼标的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以后选择了一种适合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可能其理论本身不是的、的，对许多问题的解释或许也不是最的、最能自圆其说的，但作者对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研究和得出的结论，独具匠心的设计是最能与我国民
本书阐释了纠纷解决及其机制的基本原理；通过比较法的研究，展现了当代法治国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发展模式及其与司法的关系，说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社会和谐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针对我国法治发展中的问题，系统地论证了由司法、行政和民间解纷机制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意义及合理的制度架构，对当下基层司法、诉讼调解、信访与行政解纷机制、人民调解与“大调解”以及习惯等民间社会规范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和分析。本书的宗旨在于阐明纠纷解决研究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提倡多元价值观及制度设计理念，避免以单一化的法律中心主义作为法治和社会治理的选择和进路，主张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障法治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协商自治以及与公共社会的健康发展，并对我国当代纠
被害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当事人，切实保障二者的诉讼权利将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双重目的的实现。但是对二者诉讼权利的保障却存在矛盾的一面。因为被害人与被告人是对造的双方，如果注重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则必然会损害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反之亦然。因此寻求被害人和被告人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是刑事诉讼的主要课题之一。”被害人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原有基础上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作为刑事诉讼主体，被害人的权利规定仍然存在缺陷。在今后的立法中，应顺应世界潮流和刑事诉讼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更加突出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一直都是刑事诉讼法的中心问题，也是刑事诉讼走向文明民主的标志。我国修正后的刑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