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X法案404条款执行工具：对管理者和审计者的实用辅助（第2版）》为遵循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404条款提供了高度可行而又简单实用的方法，不仅为公司精简遵循流程提供了详细指导，而且使流程更易管理，并可在以后年度中反复使用。作为首席财务官、内部审计师、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及独立审计师的书目，《SOX法案404条款执行工具：对管理者和审计者的实用辅助（第2版）》提供了很多工作项目、审计清单和案例，网罗了所有关于404条款的新动态。在全新改版后，作者积极采纳了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内部控制测试与报告中的成功方法，将使所有参与计划和执行内部控制有效性测试工作的人士受益。

《常识的力量 香港法治观察》是作者利用公派留学香港的机会，以自己在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立法会法律事务部、高等法院原讼庭等机构实习的经历，结合亲身的观察、感受和体悟，写就的一本深入浅出地介绍香港法治治理结构和特色的著作。作者是法学科班出身，对香港的法治机理既有理论方面的学习和修养，又有近距离的实践观察。 作者既介绍了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余年来成功的法治实践和社会管理经验，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香港存在的深层次社会矛盾和法治问题。值得每一位关心香港问题和法治问题的读者研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法律部部长王振民教授为本书作序。

本书研究两大类信贷担保：对人的、动产的。“信贷”是指以不同形式提供的任何财务协助，例如，垫款、递延买价、出具保证。本书编研究对人的担保，就是说有人答应请偿由提供的信贷所产生的债务，因此提供信贷的人在债务拖欠时可以向他追讨。第二至六编研究以协议产生的动产担保物权，就是有人提供动产来担保由提供的信贷产生的债务得以清偿。香港大部分信贷由土地担保，但因为篇幅所限，亦因为香港政府正拟改革土地法，所以本书不研究以土地作担保。

“仲裁”是按争议双方意愿所成立的一个独立评核机构，目的是进行审理并为案件提供一个经过理性分析的裁决，机构的成员称为仲裁员。仲裁员不一定由专业的法律人士担任，任何人员只要持公平、耐性和开放的态度，经努力后也可以成为的仲裁员。 《浅谈香港仲裁法》作者曾担任多年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通过其丰富的经验及专业的知识，辅以案例，将“香港仲裁法”全面及简要地阐释出来，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非但学到有关的基本知识，更能在有机会处理案件时，将之善用，以达到有效而符合经济原则的结果。

行政诉讼制度是一套重要的法律制度。从宪政角度看，行政诉讼是监督国家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直接的制度保障，关系到一个国家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人权保障程度的健全，决定着公民与国家之间格局的形成。“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希望由米万英等编著的《澳门地区行政诉讼》能够为我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在行政诉讼制度方面的交流和学习提供必要的基本资料，也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参与到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探讨和关心中来。

《澳大利亚法律的传统与发展（第3版）》重点放在历史上，包括澳大利亚法律制度的历史以及西方法律传统思想观念的历史。如果对澳大利亚的历史没有深刻的了解，就很难从真正意义上了解澳大利亚的法律。通过对现代法律制度的阐述，我们可以知道现在的法律制度是怎样的，但我们却无法了解为什么它们会发展成这样。历史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和发展的，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评价现有的规则和制度。了解一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这是评价它应该如何发展不可缺少的一步。所有的制度都有一种内在趋势，即都可以找到合理的理由，说明这些制度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这样。然而，历史通常会告诉我们，事情现在怎样，而非过去怎样。某些看似确定无疑的东西是特定环境和历史偶然事件的产物。在现代，了解法律制度的起源，可以赋予看

注重史实：《西方法学名著述评》涉及的是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的整个历程，其中，最为着力的是30年代前后对西方法的引进和50年代以后对苏联法的移植，而在对这两个时期的论述中，我们注重对原始资料的悼念和运用，有时，甚至就是各种档案史料的摘录和陈述。我们认为，对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的反思，只有在深入解读大量手的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比较好地进行，只有让史实本身来说话，才能帮助读者对这一百年中国法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和全面的了解。 设定专题：20世纪中国法的发展与演变，线索错综复杂，内容丰富多彩，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即使写出十卷本的巨著也不算多。为了突出重点，在一本50多万字的著作中，比较清晰和深刻地反映中国移植外国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我们采用了在大体完整之体系下分专题研究的模式，即在每

本书的目的主要是对美国现代国际私法中的一些主要理论进行诠释和分析，以期为中国国际私法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某些具有理论意义的参照。出于比较分析的需要，本书的讨论不得不上溯至19世纪末甚至更早一些时期的学术主张，但是本书的论题范围基本或主要限定在20世纪中叶以后。 的确，20世纪中叶以降的数十年乃是极短暂的一个时期，似乎只是整个国际私法学说史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我们之所以持有这样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还生活在这段时期之中。我们很容易不把我们所处的时期看作历史的一部分甚或历史本身，我们也往往不愿意停下来回顾一下过去的几十年以及这几十年中所发生的重大思想事件，更是意识不到对这些思想事件有可能产生的作用进行反思的必要性。但是在我看来，当未来的国际私法学家回硕20世纪中叶以后的国际私法发展

为什么会任命波斯纳担任调解人呢？如果中国人关心并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的，他们会感到非常奇怪，而且这种奇怪会与美国人感到的非常不同。波斯纳是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按职务来说，至少相当于中国某个省或直辖市的高级法院院长，甚至更高；而任命他的却是联邦地区法院的一位普通法官。这几乎相当于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的某位法官——比方说尚秀云法官——任命了北京高院或上海高院院长担任调解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乱了“辈份”。不仅现有的体制不允许，而且至少目前没有哪位基层法院法官有这个胆量；即使有这个胆量，我想北京或上海高院的院长也不会接受，甚至私下里会认为这是对他或她的“侮辱”或“蔑视”。而为什么波斯纳会接受这样一个任命呢？ 尽管这一点已足以支持目前法律界和法学界正在进行着的对我国司法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