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两部中国中古史的传世杰作,均撰写于抗战之时。亦为忧患之书。前书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后书是前书的姊妹篇,讨论了统治阶级、党派分野、内政外交诸专题,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之中。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更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更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群书治要精华录》是贞观初年谏官魏征及大臣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从先前历代帝王治国资政的史料中撷取有关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精要而成的一部匡政巨著。该书上起五帝,下迄晋代,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撷取汇编而成,全书总计五十多万字。是中国历史上套按照经、史、子分类的类书,可以说是唐朝的“四库全书”。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下令,由谏官魏徵及大臣虞世南、褚遂良等从先前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中撷取经、史、诸子百家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编撰而成的一部作品。该书上起五帝,下迄晋代,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它是中国历史上一套按照经、史、子分类的类书,可以说是唐朝的“四库全书”。书成,魏徵在序文中称其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 令人痛惜的是,随着唐朝的灭亡,该书曾在中国失传上千年。所幸当时的日本遣唐使将该书带回了日本,很快就被日本天皇及大臣奉为宝典,该书才得以保存下来。
《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是唐初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626年-949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
本书收录两部中国中古史的传世杰作,均撰写于抗战之时。亦为忧患之书。前书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后书是前书的姊妹篇,讨论了统治阶级、党派分野、内政外交诸专题,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之中。
《群书治要精华录》是贞观初年谏官魏征及大臣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从先前历代帝王治国资政的史料中撷取有关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精要而成的一部匡政巨著。该书上起五帝,下迄晋代,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撷取汇编而成,全书总计五十多万字。是中国历史上套按照经、史、子分类的类书,可以说是唐朝的“四库全书”。
《云溪友议》,唐范摅撰,是少数有单行本存世的唐人笔记之一,较多涉及中晚唐诗事、史事,不少重要唐诗、轶事赖本书方得以流传。如《中山悔》载刘禹锡自述昔年醉后荒唐,“司空见惯”一诗即源出于此。《题红怨》记述了宫女红叶题诗的传说,后世戏剧小说遂因之而敷衍。《蜀僧喻》录王梵志诗十八首,是敦煌卷子外很早大量载录王梵志诗歌的文献。《闺妇歌》则记张籍力荐朱庆馀,“画眉深浅入时无”一句脍炙人口。宋以后之诗话、史籍对该书多所采摭。《云溪友议》记录的唐人轶事今在各种传世或出土文献中能觅得或多或少的印证,其蕴含的历史真实值得关注。即使一些显得荒诞离奇的记载,也可借以窥见唐代鲜活的社会历史风貌。本次校勘多本,参稽群籍,精心点校、深入笺释,以便读者参考、利用。
19年编纂而成的史学巨著,是我国部编年体通史,规模空前。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其所记载的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涵盖了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其主旨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因此在选材上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作用的政治史就毫无疑问地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通鉴》极其重视腐败政治,对于政治清明和黑暗时期都用功很深,也重视战争。举凡权力更迭、施政得失、制度沿替、人才进退都有详尽深入的记载,这些内容也是《通鉴》一书的精华所在,记述中尤其表现出编年史的优点。比起纪传体的一事互见于不同传记,《通鉴》在记述一件事、一项制度的时候,可以更清晰地表现出全貌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本书收录两部中国中古史的传世杰作,均撰写于抗战之时。亦为忧患之书。前书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后书是前书的姊妹篇,讨论了统治阶级、党派分野、内政外交诸专题,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之中。
《云溪友议》,唐范摅撰,是少数有单行本存世的唐人笔记之一,较多涉及中晚唐诗事、史事,不少重要唐诗、轶事赖本书方得以流传。如《中山悔》载刘禹锡自述昔年醉后荒唐,“司空见惯”一诗即源出于此。《题红怨》记述了宫女红叶题诗的传说,后世戏剧小说遂因之而敷衍。《蜀僧喻》录王梵志诗十八首,是敦煌卷子外zui早大量载录王梵志诗歌的文献。《闺妇歌》则记张籍力荐朱庆馀,“画眉深浅入时无”一句脍炙人口。宋以后之诗话、史籍对该书多所采摭。《云溪友议》记录的唐人轶事今在各种传世或出土文献中能觅得或多或少的印证,其蕴含的历史真实值得关注。即使一些显得荒诞离奇的记载,也可借以窥见唐代鲜活的社会历史风貌。本次校勘多本,参稽群籍,精心点校、深入笺释,以便读者参考、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