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史可以知兴替，可以辨是非，可以正人伦，可以益心智。《贞观政要》正是这样一部利于个人修身、治家理政、建功立业的经典。 《贞观政要》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当时虽处盛唐，但社会危机已渐露端倪。作为一名敏锐且尽责的史官，吴兢感到有必要总结 贞观盛世 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施政典范，以确保李唐王朝长治久安。故撰此书，是为垂世立教，义在惩劝。 贯穿《贞观政要》的核心思想是居安思危，即忧患意识。它是《贞观政要》立书的根本，也是 贞观之治 的密码。此书主题突出，引喻精辟，议论锋锐，语意恳切，发人深思。若能静心细读，必将从前人的智慧中获益良多。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的一部巨著，其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本次出版，为方便现代读者阅读，我们在对原文进行精心校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详尽的注释和准确流畅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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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全书强调臣僚谏劝帝王的作用，置立以谏诤为内容的专篇，不仅要谏诤帝王，而且也要谏劝教导太子及诸王。从这个角度说，《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吴兢通过树立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榜样，用以开导和谏劝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继承者。吴兢也清楚地知道，臣僚的谏诤是和君主的能纳谏、“从善如流”相得益彰的，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都达不到匡谬正误的作用。帝王之所以要臣僚谏诤，是因为帝王也会在处理政事时发生谬误；臣僚之所以应该谏诤帝王，除了应尽的忠诚之外，还因为帝王纵情淫乐、败坏法度、倒行逆施，以致“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正是因为这种君臣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臣僚要随时匡正帝王之失，避免铸成大错，君得其国，臣保禄位，免致亡国破家之祸。从这种利害关系出发，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极力通过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辑录前人著述而成的谏书。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从大约一万四千多部古籍中摘取出有助“修齐治平”的内容。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辑录前人著述而成的谏书。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从大约一万四千多部古籍中摘取出有助“修齐治平”的内容。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是我国部编年体通史，记录了从三家分晋一直到五代十国，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分二百九十四卷，共有三百多万字，取材十分广泛，历史资料十分丰富。《资治通鉴》刻录的是各个朝代重要的政治变革、君臣的言行，描述了许多军事上的重大战役，以及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与人物。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采用了连载、主载、附叙、补叙等写法，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在语言文字的特点上，司马光充分发挥擅于叙事的特长，用优美而质朴的文字、古雅浑厚的格调、简洁晓畅的风格，生动描述了许多突发事件和大型战役，其中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像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李愬雪夜入蔡州等，被选入中学小学生课本，成为中小学生喜爱的佳作。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