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沂暖先生在他的《新注》中说：有人说《大学》是孔子的大弟子曾子所作，此盖臆测也，要之与《礼记》一书同为战国末年之作，但其思想内容，乃为儒家之绪余，则可信也。我写的这个新注，与朱注或有出人。现在总结起来说一句，大学之道，包括两个基本的学习，一是做人，二是生财。 在《自述》中又说：我在一师读了四个年头，那时有一位国文先生叫真，他很喜欢我。他崇奉孔子，尤爱明末大儒刘宗周。明儒学案中有刘宗周的蕺山学案，蕺山是他的别号。他学宗慎独，因此我也爱读蕺山学案，更喜欢他的慎独学说。慎独之说，出于《大学》《中庸》。奠现乎危，莫显采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不愧于屋漏，内省不疚，这便是慎独之实质。我从此亦以慎独自律，定了两名言为座右铭，日：“必慎其独，行己有耻。”对于读过的四书五经，视之为珍宝，也为我做
贤慧同志的《商路漫漫五百年》正是从文化的深层内核中揭示出山西商人创造历史奇迹的精神力量，展现了活跃在明清商业历史舞台上的诚贾良商的生动形象。可以说，作者以她饱蘸激情的笔墨，为纵横商界500年的山西商人续写了一部“西帮货殖列传”。山西商人的兴与衰、成与败、经验与教训同样弥足珍贵，都应该是现代诚贾良商引为借鉴的生动教科书。
《陕西煤老板》由祥所著，私营煤矿是中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一个令人无奈又无法克服的社会矛盾，要完全处理好解决好，需要全社会自上而下的重视和努力。难能可贵的是《陕西煤老板》选取最典型区域，以大气恢弘的铺排、细致入微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思考的窗口。这是中国煤矿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曾几何时，三晋的豪商巨贾富甲一方，雄视海内外；从古至今，山西的传统文化独具特色，争艳于黄河流域。 屋宇高峻、气势恢宏的晋商豪宅；质朴无华、古色古香的民居院落，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记录了一段兴衰的沧桑。也讲述着一串串令人感叹、感伤而又沉思无限的动人故事……
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通常将支先生的三部个案研究专著称为“三论”，从支先生著述的整体看，还应该加上一个“鲁迅论”，虽然此论并未形成专著出版，但其数量、质量和系统性都足以构成一部专论，所以本卷列为首辑。而这个“首”有几方面的含义：首先，支先生的鲁迅论，从他1979年发表篇论文《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直到晚年，可以说是贯彻始终，是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端和主线；其次，虽然支先生的鲁迅论可以视为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的个案研究之一，但与其他三论不同的是，鲁迅论还是他学术思想的根基和灵魂，换言之，支先生的整个学术思想，从立场、方向、精神到具体方法，都是源于、基于鲁迅的，这在他的几乎所有文字里都显而易见。因此，本卷始于鲁迅论亦终于鲁迅论，既是由于支先生著作的发表时间有此巧合，更因为这个
贤慧同志的《商路漫漫五百年》正是从文化的深层内核中揭示出山西商人创造历史奇迹的精神力量，展现了活跃在明清商业历史舞台上的诚贾良商的生动形象。可以说，作者以她饱蘸激情的笔墨，为纵横商界500年的山西商人续写了一部“西帮货殖列传”。山西商人的兴与衰、成与败、经验与教训同样弥足珍贵，都应该是现代诚贾良商引为借鉴的生动教科书。
“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的关系，重点是落实在“山药蛋派”文学上，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地域文化这一角度来研究和揭示文学现象中的有关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从其它角度难以揭示出和解释清楚的，地域文化的比照只是作为一种研究途径，而文学现象的解释才是最终的研究目的。 泛谈“文化”，相对比较容易。即以三晋文化言之，如果从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文化变迁、风土民情、民俗风物等等方面作一般性的介绍，就很有东西可说。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只是与“山药蛋派”文学有关的部分，而不是的三晋文化；侧重点是在找出“山药蛋派”文学与三晋文化的关系方式，而不在全面介绍三晋文化。也就是说，唯有与“山药蛋派”文学相关的三晋文化内容，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这意味着，我们也许会对三晋文化中的一些也许是精彩的内容作有意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