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翻译学》通过共性研究揭示了翻译的共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科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体系——基本策略（翻译策略、全译策略、变译策略和术语翻译）、基本理论（科学翻译的本质、分类、内在规律、原则、标准体系、过程机制及中枢单位）和应用理论（科学翻译艺术与教学、机器翻译研究、科学翻译批评、科学词典编译及汉译术语规范等）。《科学翻译学》版本采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版。

在主要内容上，本书结合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史和相关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效果，以“先笔译理论、后口译理论”的基本顺序，从三个大的视角展开深入的讨论：1）西方翻译理论和中国翻译科学研究模式的转型；2）西方翻译理论和中国翻译文化研究模式的转型；3）西方翻译理论和中国翻译哲学研究模式的转型。具体包括八大内容：西方翻译对等论在中国的接受、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流布、多元系统论在中国位置、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旅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遭遇、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解构、阐释学翻译理论在中国的阐释，以及口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这八大翻译理论并非西方翻译理论的图景，而是分别代表了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文化学派和哲学学派，是对中国翻译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典型的翻译理论，因为本项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包罗

本书是翻译理论模式与翻译案例互动的研究。它以翻译学文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AndreLefevere的改写理论为框架，以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代表作和译作为案例，把胡适对西方文学——尤其是EzraPound和HenrikIbsen的作品——的改写、翻译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论证这些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和作品的翻译与改写。从社会、政治、接受美学等角度分析接受环境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如何操控材料的取舍、内容的过滤、成品的接受。还涉及到转译、重译、模仿等形式。多种形式的改写在我国现代史中，尤其在新文化运动这一重要历史转型期对建构新文学和新文化有着与狭义的翻译同等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形式上不明显的翻译还没有真正成为翻译研究的对象。本书从改写角度研究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强调他的改写翻译的研究价值和对文学变革的

本书结合作者多年的实务经验与学术反思，针对特定的翻译实例，探讨外文作品翻译成中文之后所面对的情境、所产生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的重要意涵。作者力图从更宽广的视野来了解原作、作者与脉络之间的关系，乃至译本、译者与脉络之间的关系，尤其着重于探讨文化建制、译者所扮演的角色与译本在目的语及其文化中所产生的效应等问题。本书读者对象：高校英语系翻译专业师生、翻译理论研究者、中文系师生等。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约一百年中，汉语经历了从传统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型。现代语言学的成果已经向人们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不只是一种交流工具，不同的话语方式在程度上体现了不同的文化观、世界观，有人甚至声言，语言符号即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传统汉语与现代汉语不只是语体的不同，在程度上体现了话语操作者不同的文化、文学心态和姿态，它们相当有力地制约着操作者，不管操作者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接受操控。本书是“译学新论丛书”之一，该书共分6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的历时考察、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的翻译文体、鲁迅留日前期文学文本的翻译文体、鲁迅留日后期及民国初年文学文本的翻译文体。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赵勇主编的《西方翻译理论导读》与外同类著作相比较，《西方翻译理论导读》分析归纳简洁准确，代表了翻译研究的成果；本书的选文全面精到，其中RornanJakobson(1959)的《论翻译的语言方面》、walter．Benjamin(1923)的《论译者的任务》、JamesHolmes(1972)《翻译研究的名与实》等都是翻译研究的经典文献。简言之，本书是一部融分析和选文于一体的翻译研究著作，旨在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

《翻译史研究（2013）》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学术论文集，以“翻译史研究”为专题，收录了众多学者在该方面的研究成果。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成立于1971年，致力于向西方读者推介中国文学，自1973年起出版《译丛》半年刊，专门刊登中国文学英译作品。近年着力推动中国翻译史研究，除每年举办一次“宋淇翻译研究论文纪念奖”评选活动外，每两年举办一次“书写中国翻译史：中国译学新芽研讨会”及“阅读中国翻译史：中国翻译史研究暑期班”。

本书是一部研究我国“译学”的专题著作，根据我国译学历史发展的轨迹，分“中国古代的译事及论说”、“晚清时期的译论”、“民国时期的译论”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译论”四个部分，论述了中国译学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展现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勾勒出我国译学理论发展的明晰脉络，对我们了解和研究传统译学理论、建设与时俱进的现代译学理论都是一份很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