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刻《十三经注疏》的问世，结束了从明末到清中期风行海内200年的明北监本和汲古阁本《注疏》双峰并列的局面，从而开启了阮刻《注疏》单峰独行的新天地。 嘉庆初年，阮元巡抚浙江，建诂经精舍，收集了当时以他的能力和条件能够找到的诸多经籍文本、校本。鸠合了段玉裁、李锐、徐养原、顾广圻、臧庸、洪震煊、严杰、孙同元等学者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并在嘉庆十三年刊刻出版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十七卷附《释文校勘记》二十六卷。阮元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重刊新的《十三经注疏》做准备，因为一些意外的事情，这件事一直拖延到嘉庆二十年段玉裁去世阮元才在江西巡抚任上开始刊刻，通过十九个月的努力，这部一百八十册的新《注疏》文本终于问世，不过这时阮元也早就调任河南了。江西府学刊刻的这

《鬼谷子》一书是其后学者根据其言论整理而成，被完整地保留在道家的经典《道藏》中。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主要讲述有关谋略的理论。《鬼谷子》作为纵横家游说经验的总结，其价值是不言自明的，《隋书》中说： 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也。 佞人为之，则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贼害忠信，覆邦乱家 历代虽然存在着对纵横之学的偏见和歧视，但我们不能因为某种事物能用于坏的方面就否定其自身价值。

本书通过对荀子礼学思想的逻辑前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的分析，论述了礼产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根据对礼的丰富内涵的揭示，展现了荀子礼的价值诉求；通过剖析礼与法的相互关系，论述了荀子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原则；通过分析礼与乐的相互关系，论述了荀子美善统一的伦理思想；全书又从动态的角度探讨了荀子礼的修养和教化思想，并从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展示了荀子及其礼学思想的历史影响。后，本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作为荀子思想的核心概念，礼即是个人安身立命的依仗，也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据。它以道德的脉脉温情安抚和收捡人心，也以法的指令调整和规制秩序。以扬弃的态度梳理和分析荀子礼学思想，挖掘其有益于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因子，扫除其封建性的历史灰尘，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交流和对话，是我们对待包括荀子礼学思想在

《二程遗书》又称为《河南程氏遗书》，共二十五卷。该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弟子记载二程平时的言行，其中言论居多。本书是天地人丛书中的一册，收入了宋代程颢与程颐撰写哲学著作数篇。书前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勾勒出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奥妙，探索其学术源流，文化背景等。以期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一代宗师的学术个性。通读本书，可使读者对宋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及其特性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梁启超版《传习录》是在光绪和民国诸多版本的基础上升级而成，在梁启超各个版本文集中均未收录，因此十分难得。且为建国后首次修订出版，并加入4万字的《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梁启超1926年12月在北京学术讲演会及清华学校讲稿），可谓阳明粉丝版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于《传习录》研究有两部重要著作，因各种原因，今天仍未有超过他们的著作问世，一部是陈荣杰的《传习录详注集评》，另一部就是邓艾民的《传习录注疏》。陈著长于考证，详于介绍历代各主要《传习录》的评注，但对《阳明全书》所收的阳明其他文字与《传习录》中的思想观点有何关联，却未免有所疏略，即陈著的着力点在评注而不在于义理阐发。邓著在《传习录》个版本的把握以及在文字出典的注释方面虽然稍逊于陈著，但大特色在于将《传习录》与《阳明全书》作了严密的对照比勘，同时将《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打通，对其中互有思想关联的条目作了统一之观察和考辨，这就为从整体上把握阳明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邓著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其视野从阳明学扩展到了阳明后学，也就是说，他通过对王门各主要弟子的著作及其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