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是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精华集，共二十六卷。《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是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较大、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又一部有名的古文选读本。全书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 《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是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较大、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又一部有名的古文选读本。全书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 在清代，在曾国藩之前，社会上已经流行着两部很有名的古文选本，一部是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纂的《古文观止》，一部是乾隆年间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这两部书，各有其优长，影响也都很大。但在许多方面，却比不上《经史百家杂钞》

本全集收录王安石撰著和编纂的全部文字，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采用简体横排的方式整理出版。另搜集一些相关资料作为附录，使得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这位历史大人物。 全集中有传世完整文本的著述，所用底本一般采用刻印时间较早、校刻精良的善本，并以不同系统的版本作为参校本。全集所收的辑佚文字，尽量参考前贤时彦的相关成果，做一些修订，并综合做出一些编排方面的调整

豫章丛书是江西地方文献资料中卷帙最多、内容最丰的大型丛书，共有两套。一套为陶福履编，收书二十六种，四十八卷；一套为胡思敬编，收书一百零三种，六百五十卷（原书统计如此，附书和校勘记等未计》。两套丛书虽然同名，收书却无一重复，共计收刊自唐迄晚清著述一百二十九种，六百九十八卷。除庐山纪事、皇明西江诗选属外省籍学人编撰外，其它都是江西先哲的著作。从其内容和价值考察，作者履历各异，志趣不同，著述涉及中华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明人小史八种纪录明代史实，理学类编反映宋明理学思潮等，这显然表明豫章丛书具有超越区域、涵盖深宏的重要意义。众所周知，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称，尤其自宋以来，人文鼎盛，著作如林，在全国享有盛誉。然而，长期以来，江西的乡邦文献，无论是全集巨编，还是杂着短制，

综观该书编，笔者发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书在科学的界定“笔记”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辑录宋人所撰的笔记，真正的体现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杂乱无章的现象。编纂者坚持“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于收录“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而不包括“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也不包括“题材专一、体系结构坚密的专集”，如“专门的诗话、语录、谱录类的茶经、画谱、名臣、官箴等”，当然更不包括逐条叙述故事之类的小说和传记。将该书与20年前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1984年6月）相比，后者虽然收录了许多宋人笔记，但缺点一是宋人笔记与小说、谱牒、通俗演义、诗话杂糅，二是有些版本不精。当然笔者只是从宋人笔记的角度评判此书，并不否定它的总体文献价值。

中国古代蒙学蒙书，是中华民族悠远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本书计五十万字，虽不能反映中国古代蒙书的全貌，但它所编篇目多为各个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名著精品，它所括约的历史年代之长和天地名物之众，所包含的文史知识之广和成语典故之多,所汇集的雅词俗语之生动和名言警句之丰富,皆为独特罕见,令人颇感奇绝,具有很高的资料性、知识性、故事性、实用可读性和收藏参考价值。本书收入当今有关专著及民间珍藏蒙学读物，从大量传统蒙书中筛选出了《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千字文》、《闺训千字文》等内容。

清代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繁盛阶段，无论是诗学理论著作还是诗学流派之多，都可以说是空前的。然而，尽管清代诗学著作、理论流派是那样纷繁复杂，呈现出“众语喧哗”的局面，但在其纷乱的形态下，仍然隐含着某些规律和必然性，也就是说，看似杂乱的、各说各话的众多诗学理论，其实都潜隐着某些共同的话语规则；任何一种诗学的言说，都是遵循着特定的话语规则的。了解这些话语规则，对于提纲挈领、以简驭繁地把握清代诗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清代诗学话语》的就是试图探讨和揭示清代诗学所遵循的话语规则。

龙榆生杂著为三部分，部分以词集题跋为主，包括历年所撰序跋、附记、题识等文字；第2部分为散见于杂志报纸上的各类文章，即散文与杂文。此部分文章，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序，大致可分为四类：一自述，二怀人，三时论，四游记及其它。第3部分为科普读物，如《蚕宝宝的故事》等。

《江村销夏录》是高士奇解职居平湖期间，用三年左右时间写成。“江村”这一别号寄托着他对少年时代在祖籍余姚的读书生活的留恋，他并在平湖城外的别业“北墅”构筑了一组建筑群为“江村草堂”。本书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夏，故名为“销夏”。卷首有朱彝尊、宋荦序和高士奇自序。朱彝尊在京时曾遭受过高士奇的排挤，对高的人品不能不腹诽，对其鉴赏水平也不敢恭维，因此在序中只赞许本书体例精详、有助于鉴定。

书旨在搜集有元一代之汉文单篇散文、骈文和诗词曲以外的韵文。本书所收作家之时限原则上承金和南宋，原金朝管辖区作家以金哀宗大举三年（一二三四）为上限；原南宋管辖区作家以南宋赵昺祥兴二年（一二七九）为上限；以元顺帝至正二十八（一三六八）为下限。由金、宋入元，由元入明作家，其主要活动在元者，则作为元人收录。本书按照“以文从人”的原则，凡已收之作家，其文元论是否写于元代，均一体收录。元人的经、史子部著作，本书原则上只收序跋及书中所引之单篇元文。但可视为文集者，例如史部的奏议集、史论集、书判集，子部的题跋集，仍作为文集收录。为便于读者引用，本书仍按旧式编纂法分卷。每卷收文一万字左右，文多者一人多卷，文少者数人一卷。本书所收元文，尽可能选用善本、足本为底本，正文一依底本。底本确实有误，予

本书收录范围包括历代闽人的著作和闽人编纂的书籍。全书按《四库总目》的体例，分经、史、子、集四部编排。闽人著作包括单篇作品，即使由非暗闽人汇编成书，也在收录之列。如果部《江湖小集》，宋陈起编。陈起是钱塘人，但他编的这部《江湖小集》中收集了宋代文人六十二家的作品，其中有严粲、敖陶孙等闽籍文人的作品，所以也收录在内。至于闽人编纂的书，可以集部《花庵词选》为例。此书由宋黄升编纂，收入唐宋词人数十家，非闽人占大多数。但黄升是福建安人，他作为编选者，付出了编辑的劳动，而且里面还收有他自己的词三十八首，理应收录。有些著作署名均非闽人，但成书的过程或流传的版本闽人，如经部《关氏易传》、史部《元经》和子部《李公问对》，均与宋建阳阮逸有关，故亦予收录。此外，原书不署撰人名氏，但刊刻地点在福建，

书稿为“《清华藏战国竹简》与儒家经典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书稿收录了此次研讨会宣读的有关清华简《筮法》与《周易》研究、清华简与其他历史文化研究、其他简帛与历史文化研究等三个方向的43篇论文，另还有一篇附录。这些文章涵盖面广，涉及古文字、古文献、历史地理、先秦历史文化等多个方面。由于清华简本身为全新的材料，因而应用清华简进行的研究多具有突破性意义，尤其是《筮法》与《周易》的对比研究，大大推进了中国古代易学的研究。

黄仲则的诗歌，在风雨飘摇的旧时代，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瞿秋白早年在叙述家庭的穷困生活时会说：“想起我与父亲的远别，重逢时节也不知在何年何月，家道又如此，真正叫人想起我们常州诗人黄仲则的那句来：《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饿乡纪程》）当他走上革命道路后，在赠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再次提到黄仲则：“词人作不得，身世重悲酸。吾乡黄仲则，风雪一家寒。”（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对黄仲则的深切同情，溢于言表。郭沫若说过，郁达夫不仅很喜欢黄仲则的诗，而且同情他的生活，似乎有意在学他，“他的短篇小说《朵石矶》便是以黄仲则为主人公的，而其实是在《夫子自道》”。（《郁达夫诗词钞序》）在解放前的三十年间，有关黄仲则的年谱，评傅、各种选本，陆续出版，数量之多，超过清代其它诗人。解

《语石》不同于前此的碑刻书，它不是简单地编个碑刻目录或抄成一部碑刻文字的汇编，而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这大量的碑刻作详尽的讲述。全书一共写了四百七十四则，分成十卷，卷按顺序讲各个朝代的碑刻，第二卷按地域讲各省以及五岳四渎和外国的碑刻，第三、四、五卷讲碑刻的种类和形制，并分述其的实物，第六卷讲碑刻三、四、五卷讲碑刻的种类和形制，并分述其的实物，第六卷讲碑刻文字的体例和有关刻石等事项，第七卷按时代讲碑刻的书写者，第八卷按身份分别讲各类写者以及书写的各种字体，第九卷讲碑刻文字的各种情部长和格式，第十卷讲拓本、装潢、收藏，还附有几则石刻以外的铭刻。《算经十书》是中国汉魏以迄隋唐十部数学著作的总称。唐之后千余年来，其构成稍的的变化。随调算学馆，《九章算术》等算经是主要教材。唐初太史令

《铁如意馆碎录铁如意馆读书札记(外四种)》由张宗祥编著。《铁如意馆碎录铁如意馆读书札记(外四种)》主要收录了《铁如意馆碎录》《铁如意馆札记》《骑狗录》《巴山夜雨录》《芥子录》《疑是录》六种，为张先生的学术随笔集，其中涉及古籍和民国文史掌故的都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