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创作于抗战时期，旨在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探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编 种族推原 试图证明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五族同源；第二编 修中国通史议 分别对中国上古、中古、近古、近现代史进行通论，均透露了作者的民族观、历史观和学术史观；第三编 中国历史纲要 系统简明地论述了从唐虞至明清的历史要点。
本书是民国乡间儿童游戏的调查，有两篇，分别发表于 1926 年和 1933 年。列有游戏方式 100 余种。调查者对各种游戏不仅有详细的文字描述，还配有生动的插图，让读者从中可以重拾已然消逝的乡土儿童情趣与文化，其中有不少游戏对于儿童体力和智力的发展颇有助益，可作现代儿童教育的参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国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总是把党史国史并提，而且多次强调要加强国史学习，正确认识国史，汲取国史经验，还就如何正确认识国史和总结国史经验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这一历史，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参与这一历史的编研。本书作者结合对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论述的学习，阐述了对国史编研中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对国史编研工作具有一定指导和借鉴意义。
《老照片》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现每两个月推出一辑。辟有 故时风物 名人一瞬 旧事重温 私人相簿 等栏目。通过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并辅以生动活泼的文字，以独特的视角回望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可看、可读的历史读本。本辑《老照片》中记录了在胡志明市（旧称西贡市）淘老照片的有趣经历，叙述了姐妹俩徒步串联至延安的往事等。
史学是运用史料研究和描述人类历史以展示未来的一门学科，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先秦时期为史学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一批对后世有诸多影响的史学专著。汉初至唐前期为史学地位的确立阶段，这一时期《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学作品相继出现，纪传体史书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中唐至明末为史学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中，《通典》与“三通”系列的形成，《资治通鉴》及其流派的演变，以及不断续修的纪传体“正史”，构成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主干。清前期为传统史学回光返照阶段，这一时期官修史书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差不多覆盖了史部的各主要门类，显示着乾嘉时期史学的辉煌。晚清民初为史学裂变阶段，史学发展迎来了“史界革命”的新思潮
本书为《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系列图书之一 ,1947 年由正中书局出版。全书分为九章，分别论述了三代、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个时代的劝农考证，是难得的参考文献，对于研究各历史时期政治制度与农业发展的关系、相关政治制度的变迁等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介绍了自12世纪以来的欧洲初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其将欧洲初等教育的发展分为12 15世纪、16世纪以及初等教育与宗教分离三个时代，详细阐述了第三个时代 初等教育与宗教分离时代，涉及影响教育还俗的要素、教育还俗期中的教育家及其学说、各国教育还俗的经过、脱离宗教后的初等教育以及著名教育家等，对于了解欧洲初等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其中的一些经验对于现代的教育改革等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历史学家茶座》自出版第1辑以来，无论在学界还是在读者中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媒体做了大量报道，称《茶座》“叫好又叫座”。《茶座》属于通俗历史学读物，有的是轻松、休闲和高雅，有的是贴近生活和读者，有的是生动活泼。《茶座》属于杂志书。它既继承了图书的专业性强、有深度的优点，也具有杂志的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优点。 本书为《茶座》的第9辑。
这部教材的编写工作是从1989年开始的。当时由主编贾东海参照1989年国家*师范司编制的《历史专业教学大纲》中的《史学概论》的精神和其他高校《史学概论》教学大纲的内容，结合民族高等院校历史系学生实际，设计出编写提纲，广泛征求意见后，进行修订，然后由作者按提纲分头执笔编写。 本教材力求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广泛地吸收了中外有关著作的研究成果，在全面、系统的基础上以问题为中心，体现史论结合，重点突出，条理分明，通俗易懂，详略适中，以便使学生和读者能更好地掌握本门课程的基本线索、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律。 本书除主要供民族院校历史专业做为教材外，也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的历史、政史专业，广大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均可做为研究学习的参考书。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先生“学识的记里碑”，某种程度上是其史学的综合性总结之作。全书辑胡注精语七百数十条，引证书籍二百五十余种。体式首引《通鉴》原文，退一格排胡注（第七篇取材于《通鉴释义辩误》，故皆是《辩误》之文），再退一格为“发微”。（此为陈先生创例，原为刘乃和《三国演义中征》而设，参刘氏《重读 札记》,见《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而首十篇史法，后十篇史事的格局，则得自早年对赵翼《二十二史扎记》的体会：陈先生曾将《札记》分诉为“史法”、“史事”两大类研读（参陈乐素撰《陈垣》，见《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至于各篇宗旨，陈先生于篇前小序皆有明文抉发，幸勿忽焉。
《通史新义》中“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赛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但何炳松注重把西方“新史学”的阐释学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的义理方法相结合，建立了新的史学理论体系，对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建设有着重大贡献。 《历史研究法》介绍了西方历史研究方法，并指出其与中国古代“史法”、传统“史评”、“史论”的差异，认为历史研究的方法就是对“人的历史”的研究，而不是对古代史著的评论。与此同时，他力图沟通中西学问，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如搜集史料、辩明真伪、知人论世、阐明史料、断定史实、比次史实和勒成著作等做了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