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地理枢纽》包括英国近代地理学鼻祖哈麦金德的两篇论文:《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与《历史的地理枢纽》。两篇文章虽然都不很长,影响却广泛而深远,特别是后者,我们就以它作为书名。这两篇文章都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在1887年1月份宣读,立即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把英国的地理教学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奠定了今日英国地理学的思想基础。这篇论文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历史的地理枢纽》于1904年1月份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则影响到世界政治。八十年代初,一个美国人把此文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十六种书并列,称为“十六本改变世界”的“巨著”。
史学是运用史料研究和描述人类历史以展示未来的一门学科,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先秦时期为史学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一批对后世有诸多影响的史学专著。汉初至唐前期为史学地位的确立阶段,这一时期《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学作品相继出现,纪传体史书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中唐至明末为史学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中,《通典》与“三通”系列的形成,《资治通鉴》及其流派的演变,以及不断续修的纪传体“正史”,构成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主干。清前期为传统史学回光返照阶段,这一时期官修史书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差不多覆盖了史部的各主要门类,显示着乾嘉时期史学的辉煌。晚清民初为史学裂变阶段,史学发展迎来了“史界革命”的新思潮
该书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以理论发展为主线的结构方式,对民国时期的训育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具体内容包括训育含义、训育演变、西方思想对训育的影响、国内教育研究者对训育理论的建构及其历史意义等。该主题将丰富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拓展德育学学科史范围,充实现今德育理论资源。
史学:文化中的文化。 这一书名所示,它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史学史。史学史,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属于学术史的范畴,它应该如何写作,似无定规。周谷城先生在说及世界文化史写作的困难时这样说道:“范围这样无定,体例这样不齐,只是由于世界文化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异,不易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不过,不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反而使学者、专家易于着笔或易于发挥各个的性。
《西方史学史》是个不容易对付的挑战。坦率地说,在应承下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是没底气的,因为我虽然对西方史学史有浓厚兴趣,也教过这方面的课程,并写了本关于古典史学的书以及个别文章,但对于进入这本书中的史学大家们,除了少数人我较为熟悉之外,多数并不真正了解,原因是没有认真、投入地研读过他们的原著,害怕出海客谈瀛洲、误人子弟的笑话。刘家和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迎战的勇气。他举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序中的一段诚恳的交代:“我毫不怀疑,很多人对于我所述及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除了菜布尼兹之外——都比我知道得多,然而,如果这就成为应该谨守缄默的充分理由,那么结果就会没有人可以论述某一狭隘的历史片段范围以外的东西了”。我当然远没有罗素的渊博和睿智,但罗素的求实态度却使我感动,给我启发:天下没有在
这虽是一本论文集,但全书仍构成体系。因为,除个别文章外,全书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的。这个中心,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作者认为,以前作者讲的中国历史大多是按照某种公式编制出来的,而不是就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如实编写的,因而有必要重新据实探索这一重要课题。经过长期的,特别是近15年来的反复探索,作者对这个问题终于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新认识,形成了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框架。这个新体系的一些主要之点,大致可作如下表述: (一)洪荒时代。从中国这块土地上人类的降生起,直到一万年前的氏族社会为止,其间约数百万年。过去作者习惯地称这段历史为原始社会,然而原始社会实际上仅指氏族社会,是不能涵盖这段历史的全过程的。有些人也称之为蒙昧时代,但蒙昧时代和原始社会几乎是同义反复,至多不过可以追
这虽是一本论文集,但全书仍构成体系。因为,除个别文章外,全书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的。这个中心,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作者认为,以前作者讲的中国历史大多是按照某种公式编制出来的,而不是就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如实编写的,因而有必要重新据实探索这一重要课题。经过长期的,特别是近15年来的反复探索,作者对这个问题终于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新认识,形成了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框架。这个新体系的一些主要之点,大致可作如下表述: (一)洪荒时代。从中国这块土地上人类的降生起,直到一万年前的氏族社会为止,其间约数百万年。过去作者习惯地称这段历史为原始社会,然而原始社会实际上仅指氏族社会,是不能涵盖这段历史的全过程的。有些人也称之为蒙昧时代,但蒙昧时代和原始社会几乎是同义反复,至多不过可以追
本书原名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初版于1987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对20世纪的历史学家、历史学派和历史写作做了成功的梳理,并作出精湛的批评。所谓新史学和旧史学并不能确指具体的历史学派和历史研究与写作的方法,因为总会有更多新新史学产生,使原来的“新史学”变成“旧史学”。因此在2004年的修订版中,作者增补了4篇文章,它们分别论述了后现代主义、世界主义、修正主义和“历史的终结”,阐释了新史学和旧史学的变种。
《历史从殿堂走向民间》共分部分:历史从殿堂走向民间:这是从总的理论方面阐述的;历史教学指导:这是近年我国教育新课改后我参加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大象出版社等历史教科书的一些心得体会;外历史教科书研究:这是我对我国大陆和香港地区以及韩国历史教科书的专题研究,指出我国和邻国一些历史教科书的特点、长处和如何加强同邻国历史教科书上一些不同历史观点的交流。上述内容只是我一家之言,诚恳希望海内外专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