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同时打破关于书籍的两道认知藩篱，即时间藩篱和地理藩篱。来自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著名学府的十六位权威学者遍访全球、纵览古今，从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到承载数码图文的电子书，将书籍五千余年的历史娓娓道来，绘成一幅精彩壮阔的人类文明画卷，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书籍史的新鲜视角。
本书取材于古今中外成名史家的治学经验和经典论著，吸收国内外历史哲学、史学方法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作者本人研究和教学的体会，采取深入浅出的笔法，运用平实晓畅的文字，系统而条畅地论述治史所应具备的修养、技艺和规范，并对史学的学科特性、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理解的意义、历史的用途等问题加以讨论，对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念也做了适度的回应。本书在方法论方面推许开放性、多元性和实践性，强调历史主义、语境主义和历史语义学的重要性；在研究策略方面主张兼顾实证性、理论化和可读性，提倡 以大观小、小题大做、因小见大 的选题和写作方式。
《广西古建筑地图》重点介绍了广西现存的300多处古建筑，并适当补入部分古墓葬、古遗址、石窟寺及石刻，以及近现代重要建筑，资料翔实，具有很强的知识性。作者通过查找资料、搜集整理相关测绘图纸、调研拍摄、走访等方式，忠实记录每一处古建筑的主要信息：古建筑所在地概况；古建筑历史沿革、建筑形制、平面格局、建筑风格；古建筑保存状况等，系统介绍了广西现存古建筑的特点和艺术成就，可作为研究广西古建筑历史与文化的工具书。
本书叙明明代刻书进一步精致化、艺术化，使得刻书成为文化产业。继而，作者从明代书籍生产史切入，讨论自明代嘉靖、万历图书生产兴盛伊始即伴随着的对当代图书生产的自省和批判，探讨明代图书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关联。主要内容包括：建阳书坊在嘉靖前帝国文化建设中的角色和意义；从帝国藏书、刻书优势地位的丧失看毛晋刻书的意义；从《宝颜堂秘笈》的刊刻看明代图书生产中的主编角色；文书与政治争斗；从万历年间朝鲜诗的编刻看明代图书生产方式和文化功能；明代的唐诗刊刻及其文化意义。
本书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清代卷，主要论述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清帝国书籍流转和文化史意义。主要内容有：书估与清帝国书籍的流转；嘉道时期苏州书籍社会；底层文人日记与清中后期浙江的书籍流动；晚清京城精英阶层的书籍世界；清代抄书与书籍生产及流动；清代的《读书分年日程》与读书风气；《说文》著述与测定学术风气的指标；家籍的编刊与文化传承；女性与阅读；清代的小说戏曲阅读；石印出版与晚清的科举、文化；新学书籍的涌入与 脑界不能复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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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通史》是将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王炳照、阎国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8卷本)和王炳照、李国钧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8卷本)合编而成的。本书是第八卷明代卷。本卷章，简要介绍明代教育发展的整体背景，第二、三、四、五章，顺应明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依次分析程朱理学传播人薛瑄、吴与弼，“心学”大师王阳明，阳明后学王畿、王艮、钱德洪、张元忭、欧阳德、邹守益，以及实学推崇者王廷相、顾宪成、徐光启等人的教育思想，自第六章以后，分别探讨明代的太学、地方儒学、小学、书院和科举考试制度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以及其具体的构成方式，本卷由宗韵修订。
本书是第一部研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109年的思想通史著作，在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新见解。全书分三卷：上卷，从鸦片战争前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卷研究的主要内容是1840年后面对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中国人的应对及其结果；中卷，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这卷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的思想启蒙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其影响；下卷，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卷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民族危机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
王朝物语系列中，中野京子以 王族 为主线，以名画为载体，讲述欧洲史上四大王朝兴衰和人物命运跌宕起伏的故事。作者中野京子是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德语文化学者，也是日本受到热烈欢迎的艺术史普及类畅销书作家。与其他艺术史普及书目相比，中野京子的专业素养更加深厚，文笔却诙谐幽默，深入浅出。 ---- 《12幅名画里的哈布斯堡王朝》 通过婚姻外交，像变形虫一样扩大领土 15世纪末，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登上德意志国王兼神圣罗马皇帝的宝座，他可谓哈布斯堡家族许久未出的英雄了。 哈布斯堡王朝几次三番跌倒还能东山再起，多亏马克西米利安的婚姻外交。据说，哈布斯堡家族的著名家训就是， 战争尽管交给别人。幸运的奥地利，结婚去吧！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早早为子女做好了安排。他让儿子美男子菲利普娶了西班牙公主胡安娜，把女
传统中国是一个 乡土社会 。在这样一种文明结构中，星罗棋布生长于中华大地的传统村落，是长久以来中国人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社会组织，是孕育中华文化的基础构成，也是在中国广博的地域和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一种历时悠久、具有文化代表性的时空坐落。涵养衍生于传统村落中的组织结构、传统智慧、文化观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成分，至今仍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民族气质，构成了极为牢固又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的内在特征与外在形态。 在城市化高歌猛进的现代中国，传统村落面临急剧消失的生存危机。因此，对现存的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发掘与研究，具有不可比拟的文化价值。本书作者在数十年间寻访中国境内传统村落5000余个，积累了海量的田野考察资料。通过对新材料的整理研讨，对历史文献典籍的引述探究，本书徜徉古
本书共4编27章130余万字，分为清初的文艺思想、清中期的文艺思想、清代前中期的其他文艺思想三个部分，全面论述了清代（不含晚期）文艺思想的发展。本书在论述每一个时期的文艺思想时，都将该时期的文艺思想分为诗学、散文、词学、小说、戏剧、绘画、书法、园林、音乐等部分加以专题的论述和阐释，专题论述部分都既有概述阐释又有以代表性人物的文艺思想为中心的论述，既有清代文艺思想历史发展脉络的描述，又有典型人物文艺思想的分析，本书将清代文艺思想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疏浚史研究将深入微观主体层面的多角度研究，呈现中国现代民族工业、疏浚业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对象读者广泛，不仅包括国内国外相关行业的读者群，也为学术界读者研究提供了广博的素材和研究基础。 1、古代疏浚史（远古-1840） 2、近代疏浚史（1840-1949） 3、现代疏浚史（1949-2000） 4、新时代疏浚史（2000-2020）
作者通过清晰梳理文化与文明、文化交流与文明交汇几个概念的内涵，厘清文化交流的特殊状态及它的 作伪 与 误读 ，描述了全球化中中国作为文化交流旗帜及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情况，对中外文化交流和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历史给予了一个清晰的描绘。
戴志强是中国现当代钱币学理论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他的学术观点和成果皆刊布于数百篇论文当中。他的贡献主要在于把压胜钱的产生时间提前至先秦时期，并重新定义和扩大了这一品类的概念和内涵，改称为“民俗钱”，这一创见，得到学界和收藏界的支持，相继成立了民俗钱学会。文集收录2004年以来已发表的文章约200篇，从目录来看，内容的系统性很强，条理清晰，涉及先秦、方孔圆钱、金银币、机制币、鉴定与收藏等几大版块，无论是收藏者还是学术研究者，都很有参考价值。
《一百年的人文背影：中国私立大学史鉴》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中国私立大学从萌芽、勃兴，到壮大、迁徙，再到调整、裁撤乃至终成绝响的历史进程。既有对其发展的历史梳理，亦有对其著名师生的简要介绍，更有对其历史经验的扼要总结。全书叙述史传结合，文笔沉越跌宕，谱写了一曲中国私立大学百余年历史变迁的悲壮之歌。
中国漕运历史悠久，它不仅同中国的各个朝代相始相终，而且也与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同步兴衰，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运输方式，经过历代传承、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乃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并予以出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化传承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 本书是《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项目其中之一卷，采用史证手法对中国隋元代和明清时期的漕运情况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共分两大编，即元代编和明清编。详细论述了元代和明清时期运河及漕运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不仅对了解、研究元代和明清漕运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元代和明清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交通等方面的研究亦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江淮流域的灾害与民生》精选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四届年会暨“江淮流域灾害与民生”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编辑而成，分别就灾害史理论、江淮流域等地区灾害与民生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二五 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是一套基于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物等物质实体而书写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包括通史和专史两个系列，通史系列按年代进行划分，共6卷。专史系列则是根据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分类，按 类 来叙述某类物质文化遗存的分述系列，包括古建筑等基于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研究的分卷，也包括玉器、铜器等基于各类可移动文物进行研究的分卷。两个系列从纵横两个维度，多层面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的煌煌篇章。
《大美中国Ⅰ：中华美妆3000年》系统讲述了中国美妆的演变历史。全书分为十五章，图文并茂，通俗易读，以 通史 形式梳理了中华民族从原始社会至今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审美观念，美妆材质、技术与妆容形态，历史代表人物，古籍与典故，古为今用的遗产经验等内容，并从美妆的历史演变延伸到了未来的发展趋势。书中还对当前比较流行的本草护肤进行了专题论述。行行有史，唯独 美妆 缺席史册，本书将为您揭开一个掩埋于历史尘封中的中华美妆世界。
中国机构编制史是研究国家机构、职官与职能发展变化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国家机构编制主要围绕如何巩固王权、皇权等政权而不断发展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国家中枢机构的不断调整上。当皇权与相权产生矛盾，当相权对皇权构成威胁时，皇帝就会将身边的服务机构与服务人员由内官推上前台，使其逐步变成国家的中枢机构。当这一中枢机构对皇权构成威胁时，又会被新的中枢机构所取代。地方政权也是同样。在地方政权高一级的机构出现尾大不掉从而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时，统治者就会加以调整。当调整失败，皇帝也就会被取代。在地方机构编制中，县一级政权机构之所以延续两千余年不变，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皇权构不成威胁。国家机构编制围绕皇权而不断变化调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机构编制史的一条规律。中国机构编制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