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中国台湾著名学者刘淑芬先生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本书是在原书基础上的一次重要修订。作者首先以六朝建康城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建康城的经济、社会、城市空间、居民、寺院等，并对比与洛阳城的差异，进而研究六朝时期的社会经济、中古都城坊制，是一部研究六朝都城史和城市史的力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六朝时期墓葬、出土墓志、随葬品等，涉及大量具有明显时代特色的青瓷鸡首壶、青瓷虎子、砖印壁画等，基于此分析了六朝文物和由此反映出的六朝社会特征，从器物特征延伸到器物背后蕴含和代表的文化，涉及流徙士族、主流价值观、丧葬礼俗等方面，六朝虽始自孙吴，但接下来的东晋却是由北方南渡而来的社会，势必带来南北方文化碰撞、冲击和交融，带来价值观上的改变，从而管窥整个六朝社会，从贵族阶层延伸到平民，从建康拓展至闵粤，涉及政治、生活等各方面，是六朝史研究和六朝考古领域很好的参考。
《中古中国的荫护与社群：公元400-600年的襄阳城》作者引入 patronage 的概念作为诠释南朝历史的切人点 当然，这并不是作者的发明，比如伊佩霞（PatriciaEbrey）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撰文讨论过东汉时期的荫护关系一一这也是《中古中国的荫护与社群：公元400-600年的襄阳城》翻译中首先需要处理的问题，因为汉语中并没有与之含义完全匹配的现成词汇。翻译工作准备阶段，主要精力都花在这个词上，自己思考，与人讨论，反复推敲，历月余方才动笔。 按照作者的阐释， patronage 是发生在 patron 和 client 之间的荫庇关系。在现代语汇中， patron 一般是指出资者和赞助人，《中古中国的荫护与社群：公元400-600年的襄阳城》第四章有关佛寺建造的部分就不怎么涉及人事关系，而以经济上的资助为主，因此这一部分中出现的 patronage 就直接翻译成 赞助／资助 。但这
魏国（公元前403~前225年），姬姓，其辖地包括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中南部，陕西、河北部分。战国初年，魏国任用李悝进行变法，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是最早任用布衣卿相的诸侯国。平民中贤能之士的大量选拔任用，成就了战国初年魏国的霸业。魏国是法家文化的发祥地，李悝所制定的《法经》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是后世封建王朝法典的蓝本，对我国后代法典的形成有重要意义。河南汲县发现的魏襄王墓中出土了大批竹书，即《汲冢周书》，是研究古史的珍贵史料。魏文化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最发达进步的诸侯国文化之一，魏国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 前四史 。《三国志》共六十五卷，由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寿撰写，他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生动的三国人物肖像图。 《三国志精选新绎》选取《三国志》中主要人物纪传四十五篇，以人物为中心，按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演进分为六编，讲述了东汉末年的军阀、曹刘孙三家的兴起、魏蜀吴三国名臣武将和一统三国的人物。通过剖析代表性人物的人生经历，展示三国兴衰史以及背后的历史观和历史发展规律，史料丰富，思想性强。同时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三国时期风云人物的智慧谋略，以及历史经验与教训。
本文集标题中的 都城圈 与 都城圈社会 这两个概念，对很多读者来说也许还比较陌生。置于文集首篇的中村圭尔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都城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所述内容事实上可以成为本文集的总论。中村先生在文中回顾了日本史学界关于魏晋南北朝都城的研究历程，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从而借助考古学界首唱的 都城圈 概念，结合历史学的研究，提出了 都城圈社会 这个新的概念，并将之视为魏晋南北朝都城研究的 另一种可能 。这里，拟在中村先生论文的基础上，对 都城圈 及 都城圈社会 这两个概念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由于考古资料及历史文献对都城的偏重，历代王朝的都城是城市考古和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而以都城为舞台上演的各种悲喜剧，又是广义历史学及文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其重要性不待赘言。 然而，既往的考古
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编：上编 学术瞻顾 收录了14篇学术史讨论短文，所论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总体特点及诸重要方面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其中不少均曾刊载，并在魏晋南北朝史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中编 专题缀拾 收录了10篇专题论文，所论多为六朝区域史和族群研究的相关问题，对各相关领域具有廓清基础前提的重要意义。下篇 追思纪念 收录了7篇追悼文章，分别纪念田余庆、程应镠、韩国磐、简修炜、唐长孺、何兹全和徐连达7位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成就的先生，可供相关学术史研究参考。
被辛弃疾用一句 赢得仓皇北顾 高度概括的元嘉北伐，是以刘宋北伐军败逃江南、北魏军望江兴叹而结束的。北魏皇帝拓跋焘挟投鞭断流之威，率三十万得胜之师凯旋北返，不料在途径盱眙小城时，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滑铁卢。其时辅国将军臧质与盱眙太守沈璞率三千军士固守盱眙城，与拓跋焘大军对峙三旬，给予魏军重创，确保城池不失。魏军虽横扫千里，视江淮诸郡如探囊取物，却在盱眙城下久攻无果，最终丢下数万具士兵尸体，无可奈何地撤围退走。《六朝通鉴博议》认为此战可与淝水之战相媲美。
《中国学术编年》是迄今为止学术界以编年的形式首次对中国历代学术发展史进行综合性的系统梳理、还原和重建，是一部力图站在21世纪新的学术制高点上全面综合与总结以往学术成果的集成性之作，同时也是一部兼具研究与检索双重功能的大型工具书。《编年》的出版不仅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积累，它的编撰代表着一代学人的学术思考与总结，而且对21世纪国学的研究与复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学术编年》的出版，中国学术史的叙述，次不再局限于中原文化的中心论、不再局限主流阶层的官方学，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思想史的眼界，不再局限于近代以来几成范型的哲学史的学术史模式。《编年》吸收了*的史学方法论的成果，明确提出，华夏文化孕育于中国文化之母体，受到多元民族与区域文化的滋养而走向独立与兴盛，并在不同时期
本书收录笔者近十年来关于六朝史研究的论文，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探索此一时的面貌，分为建康城、社会与经济、中古都城坊制三篇，各篇章之间的关联，正可显示这些年来思路的轨迹。上篇诸文是有关建康城市史的论文，“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建康作为六朝的都城，所有重要的政治事件都以此地为舞台而逐一开展；它同时也是当时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在六朝有限的文献记载里，十之皆集中于此。又，建康城随着六朝政权的兴盛而与之共繁荣，也由于其政权的衰落而告倾圮。因此，建康城市史实可视为一简略的六朝史。中篇系六朝史的区域研究，分别探讨浙东地区和交、广地区；另一方面，它也和上篇《六朝建康的经济基础》相呼应，是更进一步讨论六朝政权倚重的财赋重地之一浙东地区的经济与社会，以及掌握六朝对外贸易的交、广二州。下篇讨论中古
刘逸生著的《三国小札》从正史、野史、民间轶闻趣事出发，以“漫话”的形式，不拘一格地谈论“三国”人物和故事。篇篇小札既言之有据，又言简意赅，且生动耐读；于细微处启示引导，激发读者想象和探究的兴趣；传播真知识、真趣味、真性情、真思考。是一本让人轻松读懂《三国演义》的名家鉴赏辞典。
本书为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2016至2020年举办的 六朝历史与考古青年学者交流会 （共计七次）会议论文集萃。论文作者以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京都大学、京都外国语大学、龙谷大学、江苏省社科院、南京博物院、名古屋博物馆等海内外高校与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为主。论文内容，以六朝历史与考古的学科交叉为主要特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城市、器物、丧葬等领域，研究视角多样，并尽可能地对既有学术理论与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与突破，是体现目前六朝史、六朝考古研究最新前沿方向的成果集结。
本书将宏观与微观结合，利用传世文献与 造像记、碑铭墓志、竹简等，在 制度的背景下，对北朝时期乡村社会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考察，涉及“村落”的性质、时空分布状况、“宗族”的含义、“三长”的地位、乡里与村民空间认同、“市”的多重意义、民众的 观念与 认同、朝廷视野中的“民众”，等等，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十分生动、丰富的北朝基层社会图景。增补的《北京大葆台汉墓竹简释义——汉代聚落自名的新证据》一文揭示了在乡里编制之外汉代聚落带有自名的现象；《魏晋南北朝地方社会》 则对这一时期乡村社会情况做了综合性的概括。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曲折而厚重，其问发生的历史事件、出现的历史人物错综复杂、头绪繁多，使得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很难找到读史的入门之径，对中国历史的面貌缺乏清晰的认识。如何在短时间内让读者清晰地了解历史，感悟历史，是李硕主编《画说中国》的初衷。
“蔡东藩中华史”系列为风靡海内外的一部通俗历史巨著，浩浩一千余回，写尽几度春秋，上起秦始皇，下至1920年，共记述了2166年的历史，共计11部1040回，约600万字。该书在史料上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在体裁上突出“义以载事，即以道情”的特点，并且自写正文，自写批注，自写评述。 蔡东藩著的《南北朝(现代白话版)/蔡东藩中华史》是“蔡东藩中华史”系列之一，讲述了南北朝的历史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