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根谭》是明朝万历年间一位绝意仕途的退职隐士洪应明所撰写的一本语录体著作。 宋人汪信民说： 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 朱熹云： 某观今日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众矣。 明人孔兼称： 谭以菜根名，固自清苦历练中来，亦自栽培灌溉里得。 概是书名的缘起。其内容主要包括如何做好自己，如何涉世待人，如何过好生活，如何面对命运等方面，从方方面面教导人们如何跨越现实人生的苦难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正心、修身、养性、育德，让自己能够正义有效而又悠闲从容地活在世间。
《围炉夜话》，儒家通俗读物，是明清时期著名文学品评著作，对于当时以及以前的文坛掌故，人、事、文章等分段作评价议论。作者虚拟了一个冬日拥着火炉，至交好友畅谈文艺的情境，使本书语言亲切、自然、易读，并由于其独到见解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贾谊(前200一前168)，是汉初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年轻时就以才气闻名乡里。十八岁那年，因为能诵《诗》、《书》和撰写文章扬名于郡中，被河南郡守吴公召至门下，作了郡守的门客。大约贾谊二十二岁时，汉文帝刘恒继皇帝位，下诏征吴公作廷尉，吴公向文帝荐举贾谊，于是文帝召贾谊为博士。 汉初的博士，掌管文献典籍，属于咨询性质的官职。在博士任上，年轻的贾谊表现出优异的才能。据说，每当文帝下诏令交付议论，诸位老博士还未来得及发言，而年纪轻的贾谊，却“尽为之对”，且能道出其他人的意见。这自然要受到文帝的赏识，被破格提升。一年之中当上了太中大夫，成为文帝身旁的一名高级顾问官。贾谊的才华、文帝的惜才偏爱，以及事实上的官职骤然升迁，引起了朝中群臣的不满和忌恨。当文帝打算进一步擢升贾谊“任公卿之位”时，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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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 杨伯峻和杨逢彬译注的《论语》是《论语译注》的修订升级版，该书首列《论语》正文，次及难解字词注音、注释，*后是译文。 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是目前质量高流传广的优秀注本，它深入浅出，既可供专家研究之用，更可供一般读者阅读。杨先生以其杰出扎实的语言文献、音韵训诂功夫，对《论语》作了精确注释。经杨伯峻先生授权，杨逢彬在《论语译注》基础上对其白璧微瑕有所修正，通过现代计算机检索统计手段，依据上古汉语的语言规律和结构，对古今歧异的看法进行全面检查，以得出正确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
编著《古都西安》这套大型丛书，正是想让人们对西安有更深刻的了解，能够触摸到西安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征，感受到它的灵魂，让西安走向世界，再架起一座中西文化特征，感受到它的灵魂，让西安走向世界，再架起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丛书按照从古至今、全面系统的原则分篇编排。每篇或按时序，或分类论述，但总的体例大致划一，以求系统、准确、全面而又有重点地介绍西安。丛书在保证学术水准的前提下，尽可能为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使史学走向大众，更具有严谨的科学性、渊博的知识性和艺术感召力。
荀子的学说在春秋时期具有一定影响，而且因为他在表面文字上与儒家思想的对立，使其在后世颇受争议，本书客观的剖析了荀子思想的实质，并用浅显的语言叙述出荀子思想的内涵，使读者在知晓真实的荀子之余，还能对当时的历史知识、背景有一定了解。
《大学》原是《小戴礼记》里的一篇，阐释了儒家在教育方面的基本理论。宋代时，经程颢、程颐的尊崇和朱熹的注释，该书才成为儒家的核心著作，被列为 四书 之一，是古代教学和科举的书。该书的教育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教育，对当今中国的教育也有很大借鉴作用。《中庸》原本也是《小戴礼记》里的一篇，也是探讨儒家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宋代时，经朱熹推崇和注释，称为 四书 之一，对古代教育产生很大影响。
本书为《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系列图书之一。详细考证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及《孝经》的作者、版本，隶属四书的始末，并归纳了研究方法。书中自序叙述了历代研究四书之源流、变迁；正文内附有参考书目。本书语言简洁，但其对经学版本、目录、源流等方面的研究广博而精深，令人叹为观止。
在此之前，就文字注释的准确性而言，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如同他的《论语译注》一样，应该是*好的，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何以如此？因为杨伯峻先生既是语言学家，又是文献学家；以语言学为利器治文献学，故所得独多。
本书的作者在对明代洪应明所著《菜根谭》一书进行了深刻的阅读与研究后，将《菜根谭》倡导的生活方式态度与今天的社会生活重新结合，除了理性的剖析，更注重如何在现代应用于实践，故而具有相当的趣味与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核心素养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存在历代文化典籍中。国学经典浩如烟海，重篇巨帙，释解纷繁，得失互见，广大青少年学生时力有限，常望而生畏。学生需要阅读经过整理的、撷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经典书篇，以了解中华优秀文化，涵养传统道德，提高语文素养。 《新编学生国学丛书》在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整套丛书在充分尊重原选注者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下时代需要，规范文字，校订勘误，专为当代学生提供课外自读之用。 丛书原名《学生国学丛书》， 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之子系。（1926年至1948年期间陆续出版） 原丛书共60种，考虑到难易程度、四部平衡、篇幅等因素，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现删减为34种30册。丛书名更名为《新编学生国学丛书》。 基
历史记载在文献里，保存在传统当中，也存在于我们的传承之中。北京师范大学的九位年轻博士通力协作，编成《四书五经史话》，以新世纪青年人的视角和体会来诠释和介绍《四书五经》，“信则传信，疑则存疑”，文风朴实简约，行文流畅易懂，以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
鉴真□□是一位文化传播大使，他将佛法传到东瀛，建立了□□的律宗。□□先后曾派出十几拨遣唐使，很多使船都不幸葬身海底。 沧海淼漫，百无一至 是当时两国海上往来的真实写照。虽然海途凶险，但并没有阻碍□□僧人赴唐求法的意志，也没有阻挡鉴真□□东渡传法的决心。鉴真□□去□□的目的虽然是弘扬佛法，但同时也带去了中国的建筑学、书法、中医、雕塑等技艺，对□□的文化技术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人称鉴真□□为 天平之甍 ，意思是□□天平时代的文化屋脊。 首次东渡，船只、货物、人手都准备好了，却因为徒弟之间的纠纷口角 高丽僧人如海诬告其他人与海贼勾结 导致此事夭折。船只被没收，几位□□僧人下狱四个月。 第二次东渡是在长江口的狼山一带遭遇狂风，船体经不住波浪的冲击而漏水，简单修理之后行至下屿山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假托为孔子所作的《孝经》则将孝道贯彻始终的在生活与思想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诠释，本册书就是将《孝经》深入浅出的进行了符合现代阅读习惯于思想观念的解读，具有很大积极意义。
本书阐述了清朝早期的主要学术氛围以及当时清朝政府统治下的政治、文化特色。黄进兴教授生动描述了本书中心人物李绂与其侍奉过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的情况。李绂出身贫苦，考中状元，成为一名杰出的官方学者，并创作了数倍重要哲学论著。他还曾卷入朝廷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复杂政治纠纷中。李绂与中国历史上三位重要帝王之间的复杂关系导致了他屡遭贬黜，甚至被判处死刑，在临刑前才得以幸免。 作者虽然旨在阐述李绂对陆王儒家学派的贡献，但他同时精要地阐述了陆王学派与程朱学派之间的历史分歧，丝毫没有厚此薄彼。 本书的结尾部分探讨了英雄帝王康熙占用了文官的“道统”，剥夺了文官们作为评判皇帝行使职权的道德判官兼批判者所拥的传统职能。这些关于清朝禁锢思想界的描述有助于拓宽我们对中国历史上文人与政
魏晋玄学冲破了两汉经学的桎梏，儒士们发现，世界是如此广阔；思想上，不仅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理解原来的儒经，还可以从到家、法家、名家甚至佛教、道教那里汲取思想养料；日常生活中，他们知道除了名教之外，还有更多美好的东西，自然的绚烂，人情的可贵，生命如此不易，人生如此精彩
福建自宋代起，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带动文化、教育事业全面进步。而官学、私学的发达，闽学的创立与传播，科举的兴盛，以及雕版印刷资源的丰富和水上交通运输的便利，都促成福建刻书业的快速崛起。福建建阳随即与浙江杭州、四川眉山并列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这种兴旺景象在元代得到持续发展，并一直延续到明末。 宋元时期的福建刻书以其刻书数量多，营销范围广，影响整个中国乃至周边国家。宋祝穆云〔（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气叶梦得言〔福建本几遍天下〕朱熹也称〔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气宋元之际熊禾亦谓〔书籍高丽日本通〕。从这些文字中不难想见当时的盛况。 宋元福建刻书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其中的精华部分如：泉州州学刻《禹贡论》，蔡梦弼刻《史记集解索隐》、《杜工部草堂诗笺》，魏仲举
本书为国学普及读本 “华夏文库”系列其中一册，本系列书精选了中华民族思想史、文学史上有深远意义的典籍、著作，邀约国内对此有一定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全新、全面的分析与解读，使其能够在不改变原有思想主题的前提下，成为适合当今时代的人群进行了解和阅读的出版物。 本册以春秋战国时曾经与儒家并重的墨家学说为基础，讲述了墨子的生平和经历，墨子思想的内容及意义，选材比较冷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朱子家训、增广贤文、训蒙增广改本、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附偶语五十七联，录古集谚为训蒙，有关痛痒者，有不关痛痒者……、重定增广、平韵、上韵、去韵、入韵等详细内容。本文库本着推出新、继往开来的宗旨，精选了经典传统文本28种，重新整理和编译，并采用双色套印的手法，配以多幅中国传统绘画，具有新颖的视角和独特的收藏价值。优雅的文笔、精致的装帧和低廉的价格是这套丛书的闪光点。
《道德经(阅读无障碍本)》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一大疑窦。通行的说法是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他的代表著作就是五千言的《道德经》，其书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然而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问题出于早在司马迁撰著《史记》之时，就已经讲不清老子其人与《道德经》其书的来龙去脉了。按司马迁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共有三个被称为 老子 的思想家，一位是春秋末年曾任职于周王朝档案图书馆的老聃（李耳），另两位便是同时代的楚国大隐士老莱子、战国时期的周太史儋。不过，在三人之中，司马迁还是作出了选择，在《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里，他将后两者作了存疑处理，而将笔墨集中在老聃的身上，作为传主加以正面记述。可见，司马迁考证研究的结果，老子很可能就是老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