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前200一前168)，是汉初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年轻时就以才气闻名乡里。十八岁那年，因为能诵《诗》、《书》和撰写文章扬名于郡中，被河南郡守吴公召至门下，作了郡守的门客。大约贾谊二十二岁时，汉文帝刘恒继皇帝位，下诏征吴公作廷尉，吴公向文帝荐举贾谊，于是文帝召贾谊为博士。 汉初的博士，掌管文献典籍，属于咨询性质的官职。在博士任上，年轻的贾谊表现出优异的才能。据说，每当文帝下诏令交付议论，诸位老博士还未来得及发言，而年纪轻的贾谊，却“尽为之对”，且能道出其他人的意见。这自然要受到文帝的赏识，被破格提升。一年之中当上了太中大夫，成为文帝身旁的一名高级顾问官。贾谊的才华、文帝的惜才偏爱，以及事实上的官职骤然升迁，引起了朝中群臣的不满和忌恨。当文帝打算进一步擢升贾谊“任公卿之位”时，朝中
《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 杨伯峻和杨逢彬译注的《论语》是《论语译注》的修订升级版，该书首列《论语》正文，次及难解字词注音、注释，*后是译文。 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是目前质量高流传广的优秀注本，它深入浅出，既可供专家研究之用，更可供一般读者阅读。杨先生以其杰出扎实的语言文献、音韵训诂功夫，对《论语》作了精确注释。经杨伯峻先生授权，杨逢彬在《论语译注》基础上对其白璧微瑕有所修正，通过现代计算机检索统计手段，依据上古汉语的语言规律和结构，对古今歧异的看法进行全面检查，以得出正确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
编著《古都西安》这套大型丛书，正是想让人们对西安有更深刻的了解，能够触摸到西安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征，感受到它的灵魂，让西安走向世界，再架起一座中西文化特征，感受到它的灵魂，让西安走向世界，再架起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丛书按照从古至今、全面系统的原则分篇编排。每篇或按时序，或分类论述，但总的体例大致划一，以求系统、准确、全面而又有重点地介绍西安。丛书在保证学术水准的前提下，尽可能为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使史学走向大众，更具有严谨的科学性、渊博的知识性和艺术感召力。
荀子的学说在春秋时期具有一定影响，而且因为他在表面文字上与儒家思想的对立，使其在后世颇受争议，本书客观的剖析了荀子思想的实质，并用浅显的语言叙述出荀子思想的内涵，使读者在知晓真实的荀子之余，还能对当时的历史知识、背景有一定了解。
《大学》原是《小戴礼记》里的一篇，阐释了儒家在教育方面的基本理论。宋代时，经程颢、程颐的尊崇和朱熹的注释，该书才成为儒家的核心著作，被列为 四书 之一，是古代教学和科举的书。该书的教育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教育，对当今中国的教育也有很大借鉴作用。《中庸》原本也是《小戴礼记》里的一篇，也是探讨儒家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宋代时，经朱熹推崇和注释，称为 四书 之一，对古代教育产生很大影响。
本书为《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系列图书之一。详细考证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及《孝经》的作者、版本，隶属四书的始末，并归纳了研究方法。书中自序叙述了历代研究四书之源流、变迁；正文内附有参考书目。本书语言简洁，但其对经学版本、目录、源流等方面的研究广博而精深，令人叹为观止。
在此之前，就文字注释的准确性而言，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如同他的《论语译注》一样，应该是*好的，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何以如此？因为杨伯峻先生既是语言学家，又是文献学家；以语言学为利器治文献学，故所得独多。
本书的作者在对明代洪应明所著《菜根谭》一书进行了深刻的阅读与研究后，将《菜根谭》倡导的生活方式态度与今天的社会生活重新结合，除了理性的剖析，更注重如何在现代应用于实践，故而具有相当的趣味与意义。
历史记载在文献里，保存在传统当中，也存在于我们的传承之中。北京师范大学的九位年轻博士通力协作，编成《四书五经史话》，以新世纪青年人的视角和体会来诠释和介绍《四书五经》，“信则传信，疑则存疑”，文风朴实简约，行文流畅易懂，以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假托为孔子所作的《孝经》则将孝道贯彻始终的在生活与思想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诠释，本册书就是将《孝经》深入浅出的进行了符合现代阅读习惯于思想观念的解读，具有很大积极意义。
说到刘基文化研究，想起毛佩琦教授当年曾说过，历史人物与历史人物文化，是相同却又不尽相同的事情。说其相同，是因为他们均出于对一个人物的研究；说其不同，是因为我们进行历史人物研究是对该人物在历史上真实活动的考察，而历史人物文化的研究，则是对于与该历史人物相关的文化现象的考察。历史上并非所有人物均可称之为“文化”，只有关公、诸葛亮等少数通过历代人为打造而形成特定文化现象的历史人物，才能称之为“文化”，刘基便是这少数历史人物其中之一。
《管子探源》作者罗根泽（1900—1960），字雨亭，河北深州市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多年在高校任教，在诸子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中辛勤垦辟，多有贡献，著述颇丰，其中《管子探源》是其影响较大的研究著作之一。 作者曾求学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受业于梁启超、陈寅恪先生。研究《管子》始于1915年，《管子探源》从1927年秋作者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开始写作，至1929年完稿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作者研究《管子》诸篇著作的真伪和年代，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辨真伪，迹追依伪，摈斥不使厕于学术界，义主破坏；考年代，稽考作书时期，以还学术史上之时代价值，义主建设”。这种学术精神及其研究成果对后世研究《管子》颇具影响。其中第八章是对《轻重》篇的著作年代考证，对梁启超和王
本书集钱穆先生几十年来阅读《论语》心得之大成。所选文章既有根据钱穆先生20世纪50-60年代在新亚书院讲课记录而成的文章，也有钱穆先生发表在港台学术杂志上的文章。这些文章集中阐述了阅读《论语》之意义、朱子如何阅读《论语》、今人应如何阅读《论语》，如何看待古人对《论语》的不同理解及其出发点，以及钱穆先生对古人阅读《论语》之评点和他本人对《论语》的认识过程。
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色鲜明、灿烂多彩、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其开发利用已引起社会的重视。对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虽已有《岭南文库》作为成果的载体，但《岭南文库》定位在学术层面，不负有普及职能，且由于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现象。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必须首先让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出版一套普及读物来承担这一任务。出版《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的初衷盖出于此。因此，《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可视作《岭南文库》的延伸。 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选题广泛，覆盖面广，力求文字精炼，图文并茂，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
《道德经(阅读无障碍本)》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一大疑窦。通行的说法是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他的代表著作就是五千言的《道德经》，其书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然而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问题出于早在司马迁撰著《史记》之时，就已经讲不清老子其人与《道德经》其书的来龙去脉了。按司马迁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共有三个被称为 老子 的思想家，一位是春秋末年曾任职于周王朝档案图书馆的老聃（李耳），另两位便是同时代的楚国大隐士老莱子、战国时期的周太史儋。不过，在三人之中，司马迁还是作出了选择，在《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里，他将后两者作了存疑处理，而将笔墨集中在老聃的身上，作为传主加以正面记述。可见，司马迁考证研究的结果，老子很可能就是老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