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融合通史、纪事本末等体例优点，吸收革命史、现代化等范式优点，以传统与现代、公心与私欲、平衡与失衡、理性与感性为抓手，以夹叙夹议的风格，梳理了从嘉庆帝亲政（1799）到清帝退位（1912）的中国历史进程。 在全球视野中解读政治运行，在因果链条中分析历史事件，力求 通古今之变 。在微观细节中理解宏观冲突，在真实语境中推论微妙心理，力求以小见大、举重若轻。 选配三百余张图片，帮助读者建立晚清具象认知。 见人、见事、见世道，有理、有据、有感情， 见兴、见衰、见人心，有古、有今、有未来。 简明而不简单，丰富而不繁杂。
华人下南洋，在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地区进行移民和生活至少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中18 19世纪在今天印尼的加里曼丹岛（婆罗洲）西部的华人社群更是开创了华人海外社会的新阶段。他们创立了自己的多个政权实体，包括兰芳公司、大港公司、三道沟公司，等等。 这些公司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功能，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独立的政权，国内外也有一些研究者称之为国家。这些政权建立之后，不断受到西方殖民者的骚扰和侵蚀，终被荷兰人逐个击破灭亡。 这些华人政权虽然已经在历史中消逝，但对于中国历史的价值却非常重要。梁启超将兰芳公司的创始人罗芳伯与美国国父华盛顿并称为当时的伟人，这些华人政权是中华文化非常珍贵的旁支和拓展，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消逝的海外华邦 西婆罗洲华人
继 戊戌变法史事考 《初集》《二集》后，茅海建教授第三部新论结集。 全书五篇重磅文章：从康有为与光绪帝的关系入手，讨论康在戊戌变法中的主导作用；从经学史的视角剖析康 大同三世说 的发展脉络和学理依据；考察康有为走到政治舞台中央的晋身之路；深入挖掘张荫桓的前后经历，检讨清朝高层外交政策上的方向性错误及边疆危机的产生。最后对戊戌年光绪帝改革谕旨的研究，与此前讨论康、梁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成为姊妹篇，以最终确立戊戌变法的性质。 戊戌变法是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茅海建教授积20余年之功，矢志不渝地考索、撰述，此书是第六部著作。至此，通过扎实的史料释证，基本上完成了对整个变法所有重要细节的拼图， 史实重建 的工作告一段落。
本书荣获1997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东亚历史学奖，1997年新英格兰历史学会图书奖。书中以义和团为例向人们解说了认识历史的三条不同途径，即历史的三调：事件、经历和神话。该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讲述义和团的历史，而在于探讨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配角’。”因此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历史的方法。
在现代政治中，理论决定政策，其关系可谓紧密。戊戌变法堪称近代史的转折事件之一，它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有没有核心思想和成体系的理论？他们的思想资源从何而来？与改革的走向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二十余年来，茅海建教授沉浸于戊戌变法，从点滴的档案释证做起，依次完成了厘清重要史事、鉴注核心史料、考察康梁以外*的改革派 张之洞陈宝箴集团的多项工作，进入到戊戌变法的 深水区 康梁的思想研究，通过文本与史事互证、 由梁渡康 等方式，确认了在变法前形成的 大同三世说 的内涵及持该学说的康有为在政治上的权变、康有为派上层路线与下层路线并举的基本策略、康梁变法思想形似西学而主体仍为中学的本色，为戊戌变法史再添稳固的基石。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从一场运动（五月四日那天广场上的学生运动）、一份杂志（《新青年》）、一位校长（蔡元培）、一册文章（《章太炎的白话文》）及一本诗集（胡适《尝试集》）入手，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者借鉴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借助若干意味深长的细节、断片、个案，来钩稽并重建历史，强调是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才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全书史料的钩稽与细节的描述相映成趣，读者不难在这两者的张力中间深切体会五四那代人所处的历史语境、政治立场、文化趣味及学术思路，读来饶有趣味。
近代中国有两个革命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革命究竟走向何种方向，决定于国共两党的力量消长与较量。这场较量持续了将近三十年，最终，后起的、弱小的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并左右了中国后来的历史。两个革命党长期以来分分合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民党何以败，共产党何以胜，本书首度利用国共双方的各种档案文献及其他史料，对涉及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绍英日记》，绍英撰，张剑整理。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光绪末曾以京师大学堂提调身份东渡日本考查学务；又曾任商部右丞，充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擢支部左侍郎，派充崇文门监督。宣统年间擢署度支部大臣，辛亥革命后，充任溥仪宫中总管内务府大臣，兼管八旗护军营及都护使之职。 《绍英日记》始于光绪二十六年，讫于民国十四年（1925），正当清末民初，跨越20世纪的前四分之一。其日记所记录的近代历史重大事件非常多，如庚子善后、五大臣出国考察、宣统退位、张勋复辟、溥仪被逐出故宫等；所关涉的近代重要历史人物也很多，如张之洞、载沣、载涛、徐世昌、陈宝琛、陆润庠、端方、罗振玉、盛宣怀、吴佩孚、段祺瑞、曹锟、孙中山、熊希龄、梁启超、赵尔巽、王国维等等。《绍英日记》对清末民初
这是一部重新讲述辛亥鼎革历史的学术著作。作者从清廷、袁世凯、革命党、立宪派、列强、舆论等多个维度详细考订了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总计125天中每一天所发生的事，然后依照史事之间的逻辑关系，对这一历史剧变进行新的叙述和分析。书中不仅提供了大量新史料和新史实，而且在袁世凯如何应对革命、袁世凯的政治诉求、清帝退位诏书的拟定及颁布、袁世凯是否逼迫清帝退位，以及孙中山缘何让位于袁世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新的认识，极具启发意义。
作为中英官方的 次正式接触，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对两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毋庸置疑，然而使团的沟通与翻译问题罕有进入研究者视野。本书聚焦翻译在这次中英对话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全书七个章节以时间为轴线，由多个问题驱动论述，通过对使团译员背景以及国书、敕谕、礼品清单、往来书信等各类文件的翻译和改写的考察，并基于对大量珍贵档案和多门语言文献材料抽丝剥茧式的深入挖掘和分析，力图还原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的翻译过程，向读者展示翻译在马戛尔尼访华事件乃至近代中国外交活动中的至关重要性。本书资料丰富详实，论述严密，对使团研究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新颖见解，填补现有使团研究的空白，为近代中国翻译史、中英外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典范。
《五四运动史》本书共20章，凡52.6万字，分别论述了五四运动发生的社会、思想条件，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 本书首先叙述北洋军阀时期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以及外国帝国主义掠夺和军阀压迫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叙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艰难境遇中的发展和新的社会力量的相应的生长，由此说明，五四运动在1919年的发生及其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的新起点的必然。作者在叙述了以民主主义反对专制主义、科学思想反对迷信思想的斗争过程之后指出，必须足够地估计 这次启蒙运动的震古铄今、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 ，必须承认这场斗争由于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因而在客观上确曾为尔后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某种条件；同时又指出，批的弱点在于 未和政治运动
黄绍箕（1854 1908），字仲弢，又字穆琴，晚号鲜庵，浙江瑞安人。黄体芳子，幼承家学，后从南皮张之洞学。光绪五年（1879）参加己卯科顺天乡试，中式第十九名，保和殿覆试一等第I。六年（1880）参加会试，中二甲第六名进士，改庶吉士，后授翰林院侍讲学士。曾任武英殿总纂官、咸安宫总裁、编书局监督、译学馆监督、湖北提学使等职。 本书为黄绍箕著述集，是《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之一种，共约76万字，分为八卷，系统整理黄绍箕的奏疏、论著、批注序跋公牍、寿序表祭文、时文、信札、诗词联语、《中国教育史》等内容。书后有附录，收录友朋来函、友朋题诗及黄绍箕年谱。
本书考察了1862年至1937年日本对中国长江流域扩张的过程，讨论了其间日本在长江流域设立租界、从事军事侵略与经济扩张等问题，分析了日本势力在长江流域的变化及中国民众的反抗。
《吉城日记(上下)》自光绪十三年（1887）至宣统三年（1911），历时25年，记述了吉城本人读书、科举、教学、著书立说的经过，反映了清末民初苏、皖等地的政治动态、经济走向、风土人情等实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可与文献相互印证，可补方志遗缺，可供研究国学者作参考资料。
本书为 蔡东藩说中国史 的民国通俗演义，上中下册共一百六十回，从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到蔡锷讨袁、张勋复辟，再到五四运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精彩演绎从*建立到1924年孙中山誓师北伐其间十余年的史事。作者博采正史，间取稗官野乘，叙述平实流畅、有条不紊；自评自注，语言风趣，情理兼备。后四十回为许廑父续写，同样延续了蔡东藩著述的特点。翻阅本书，如同一幅民国初年历史画卷缓缓展于眼前，时而金戈铁马，时而温柔缱绻，时而军阀纷争，时而忠奸博弈 让人目不暇接，感慨万千。
本书按时间顺序，以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纲安排章节，与其他相关教材相比，增加了大量有关经济变迁、思想文化发展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内容。书中既注意历史新知识的增补、传授，也注重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的介绍，不仅向学生讲授什么是近现代史，更引导学生学习怎样认识近现代史。促使学生将课内学习与课外学习有机结合，激发其思考与研究兴趣。
在这部关于民国初年历史的力作中，作者史谦德巧妙地抓住了当时 每天必开会，开会必演说 的现象，从政治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了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作者以1912年8月25日湖广会馆演讲台上的风波为枢纽，分别追溯了唐群英、陆徵祥等人的政治生命。他们的身份、地位、际遇并不相同，但共同的一点是，演说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新生的民国陷于运转不良的困境，演说本身及其带来的反响也可能有种种问题，但政治领袖对民意基础的依赖与日俱增，国民成为政治权威的来源，说明共和的价值取向已经深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并没有失败，只是在当时尚未完成。
近代中国有两个革命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革命究竟走向何种方向，决定于国共两党的力量消长与较量。这场较量持续了将近三十年，最终，后起的、弱小的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并左右了中国后来的历史。两个革命党长期以来分分合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民党何以败，共产党何以胜？本书首度利用国共双方的各种档案文献及其他史料，对涉及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由社科院近代史所牵头举办的主题为 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 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8月举行。会议与会专家学者深入探讨社会史、文化史的未来走向，回顾了 社会文化史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历程，反省研究实践的探索轨迹，厘清缺失与盲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该论文集所收论文从会议论文中严格筛选，选取具有较高水平的53篇论文，结集出版。该论文集出版，将有利于推进中国早期文明史及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