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针对中国古代钱币铸造领域专业用词混乱的现状，结合古代文献、文物和现代铸造术语，对中国古代钱币铸造领域术语进行了整理和规范。按照国家标准，进行了中英文术语对照和术语名词解释。同时收录了作者在模印范竖式直浇铸钱、叠铸法铸钱历程，以钱范考证更始五铢、梁五铢，以及翻砂铸钱起源等具体铸钱领域的重点研究成果，既是铸钱术语的具体学术应用示例，也是钱币铸造学分支学科长足发展的体现。最后还附录了石范铸钱、叠铸法铸钱、翻砂铸钱的具体流程。
中国古代金银器的发展直到唐代才令人改观。在中国，金银的开采、冶炼和器物制造技艺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历程，到唐代才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准。在国泰民安、财富聚集、相对自由的大唐帝国，奢靡享乐之风盛行，金银器物便成了人们的追求。正是此刻， 丝绸之路 兴盛畅通，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金银器物的大量传入，犹如 万事俱备 之后的 东风 一样，为唐代金银器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契机。于是，如积累沉淀的巨大能量突然爆发，唐代金银器以从未有过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本书研究了唐代及唐以前金银器近500件器物，对每件器物都进行了详细鉴定、深入研究，是目前国内外研究唐代金银器资料全、研究深的著作。本书费时20年写成。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收录《仲尼曰》《曹沫之陈》两篇文献。本辑包括竹简原大图版、放大图版，释文注释，以及 附录 （包括 《仲尼曰》与相关文献对照 上博简《曹沫之陈》编联释文 上博简《曹沫之陈》摹本 ）、字形表、竹简信息表等。 《仲尼曰》竹简保存完好，书法精美，由13支完简组成。简长约43厘米、宽约0.6厘米，两道编绳。原无篇题，不分章。简文顶格书写，首尾不留白。1-7号简背有编号， 7、8、12号简背有习字。简文所记孔子的言论共25条，见于今本《论语》者有8条，另有一些可与《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等传世文献对照，但文字不尽相同。安大简《仲尼曰》可能摘抄自《论语》在战国时的编定本。简本的发现，对研究《论语》的成书、流传、文本的发展变化以及孔子思想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曹沫之陈》原有46支简，实
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的大型礼乐重器，自出土之日起便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曾侯乙编钟拥有迄今所知为完整的周代乐音系列及其乐律称谓体系，同时，作为礼乐之器它还蕴含着丰富的礼乐文化思想，是公元前5 世纪中国文明的一个璀璨的缩影，是中国先秦社会的文化符号，是中国青铜时代*的艺术精品，是人类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本书以曾侯乙编钟的科学报告、背景资料、研究成果为基础，邀请各学科专家，从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等多个领域对曾侯乙编钟进行诠释，全面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并尝试探索尚未涉及的空白领域，是部以全球化视野角度撰写的、全面反映曾侯乙编钟文化面貌及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专著。
本书是国际合作研究粟特问题的第二个里程碑，收录了2014年8月13日至14日在银川举办的“粟特人在中曰：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包括来自中国、口本、美国、英国、法同等各国学者提交的48篇论文的所有中文文本和3篇英文原本。本书与2005年出版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堪称姊妹篇，与后者相比，本书更着重粟特相关的墓志、葬具、画像等出土材料的刊布与研究，全方位展示了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历史面貌。本书的出版无疑会对国际范围内的粟特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本书通过夏文化研究、商文化研究、周文化研究、田野考古与纵论四部分，分别展示著名考古学家刘绪教授在夏商周考古与田野实践中的综合研究成果。所选论文反映了刘绪教授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广度和深度，也是当前夏商周考古前沿问题研究进展的缩影。
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兴盛于南宋至元初。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各地制瓷业的兴起，龙泉窑逐渐衰落。清代中叶以后停烧，历时七、八百年。属南方青瓷系统，是宋元时期有名窑场之一。金村地处龙泉市小梅镇东南边陲，是个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好地方。在北宋时期金村窑烧制的刻划花工艺瓷器是龙泉窑这阶段精美的器物，刻划工艺精深，纹饰引人醒目，釉色以淡青釉为主，精美绝伦，是龙泉窑北宋时期有代表性的精品瓷器。南宋前期金村窑仍有在烧制，而且器物更加精美。至南宋中期，龙泉金村窑基本断烧，而此时的龙泉窑，也已经进入光辉灿烂的时代。对于金村龙泉窑址的调查发掘，为了解龙泉窑窑址分布、地层关系、发展脉络、工艺特点、器物类型等提供了重要参考研究资料。
《甲骨文合集》收集自清末甲骨出土以来, 除小屯南地以外的所有甲骨文拓本, 集甲骨文资料的大成, 是研究商代史及上古汉语的重要书。 郭沫若主编、胡厚查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十三册巨著，共收入甲骨41956版。可以说，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直至1978年的80多年册，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精华尽荟于是，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较为齐备的殷墟甲骨文资料，极大地改变了甲骨学商代史研究资料分散匾乏的局面，有力促进了甲骨学、殷商史和考骨学等多种学科研究的发展。《合集》这部 建国以来骨籍整理大成就 的集大成式著作，不仅为80多年来甲骨文的发现和著录做了总结，还为1978年以后我国甲骨学研究的 全面深入发展 奠定了基础。 《合集》的出版，深为海内外学者所瞩目和赞颂。他们在利用《合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研究商
本书收录了丽水地区的纪年墓与纪年瓷图片千余幅, 是系统研究浙江地区纪年墓与纪年瓷的重要资料。
雅安丰富多姿的历史文物不仅是雅安悠久历史的证明，也是祖国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较高的鉴赏和研究价值。本书以系列的珍贵文物展示了雅安古远的历史进程，承载着当地厚重的文化积淀，更向我们昭示，雅安人不会辜负社会各界的期望，必将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未来。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青瓷的主要产地，迄今已发现古窑址近二千多处，从而构成了上起商周、下至清代的庞大瓷窑体系。自东汉成熟瓷器创烧后，制瓷业发展迅速，在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瓷业史中，出现了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龙泉窑、南宋官窑等著名窑口，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制瓷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浙江纪年墓与纪年瓷 绍兴卷（套装上下册）》收录了绍兴地区的纪年墓与纪年瓷图片千余幅，是系统研究浙江地区纪年墓与纪年瓷的重要资料。
这次展览以实物、文字、地图、图片、年表等形式介绍了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位置和地缘优势以及广州城市历史变迁．力求为观众提供对南越国宫署遗址 广州 海上丝绸之路层级、渐进的直观印象。该展览以南越国一南汉国宫署遗址为切入点，通过展示本遗址出土的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物．结合历史文献资料．介绍了广州自秦汉至明清时期不同阶段在 海上丝绸之路 的中心地位，□后对本遗址保护和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情况作了阶段性总结。
在前期广泛搜集资料并保持密切沟通的基础上，选取跟陆上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的西北五省区出土的宋以前的49件外来物品为研究对象，由中方提供出土背景及研究状况的详细资料，然后意方学者根据这些资料重新审视过往研究并撰写条目，形成的有关丝绸之路上的考古艺术品研究的精美图录。
《埃及和努比亚的遗迹 商博良埃及考古图册》（上下卷） 根据 埃及学之父 商博良的手稿 编辑而成 ，共分为上、下两卷，其中图画部分为法国考古团队在商博良指导下，对埃及和努比亚的 遗迹 实地复制的绘图，文字部分为图画注释。与法文版一致， 本书严格遵从作者手稿，原样呈现，一一说明了图画的时代背景、内容主题、原图像地理位置及圣书体铭文等信息。全书按照从努比亚到埃及的顺序，将各个遗迹的图文材料以地点信息加以编排，图画精美细致，皆出自艺术家之手，内容包罗万象，既有丧葬、祭祀、战争、天文等题材， 也不乏手工制作及温馨的家庭生活场景描绘。 全书五百余幅遗迹绘图及作者对每幅图画精炼的注释，汇成了一部古埃及的基础知识合集。其内容比严肃的学术文章更易阅读，比通俗的旅行游记更为可信，非常适合初学者了解
2006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河北南宫后底阁佛寺遗址，出土大量北朝至隋唐时期石、陶造像及鸱尾、瓦当等构件，是河北省继20世纪50年代曲阳修德寺之后佛教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已公布为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造像种类多、数量大、技艺精、历时长，且部分有明确纪年，铭文中多次出现 武城 ，说明遗址与北朝至隋唐时期数次变迁的武城县有重要关联。出土文物中以200余件不同尺寸和时代的汉白玉造像为引人注目，对研究佛教发展史、雕刻艺术、不同时代佛衣披著样式，以及佛教文化的区系差别具有重要意义。本报告是对这批重要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江西宋代纪年墓与纪年青白瓷》为江西省近年来宋代纪年墓报告合集，有些内容已经发表，但是《江西宋代纪年墓与纪年青白瓷》仍然有它的学术意义，以专题报告集的形式出版，有利于集中而全面地展示近若干时间以来江西省在宋代纪年墓考古所做的工作，同时，它的推出也必将对学术界重新从整体上考察江西省宋代考古在全国宋代考古中的学术地位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钱币丛书：咸丰钱的版式系列（增订本）》增补修订而成。此次再版，钱谱部分增加了许多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已超出自藏的范围；其次，增加的《集泉文集》是作者研究咸丰钱的70余篇论文的汇总，是对咸丰钱谱的有益补充和详细论述，便于读者前后对照参考。
成都市商业街大型船棺合葬墓中所出的丰富材料，在古蜀文化的研究中还新解答了两个大问题。 其一是有关蜀人的族源问题。古文献中本有蜀人的始祖蚕丛来自岷江上游的记载。当时的岷江上游，是氐羌之族的聚居地，所以历来一直存在着蜀人源自氐羌之说，但始终找不到其他证据。现据此船棺葬群，可知墓主必为蜀人，又皆实行二次葬，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甘肃、青海地区大量的考古发掘，那一带青铜时代的羌人，正是主要实行二次葬，而且其捡骨摆放的形式，同船棺内的二次葬非常相似。葬式是中国古代各族群中极为重要的一种风俗传统，春秋战国之际的蜀国王族皆实行类似于更早时期的甘青一带氐羌族的葬式，就可以进一步证明蜀人的族源可能确实就是氐羌。 其二是关于漆器工艺在成都开始发达起来的时间问题。根据古文献记载和大量考古发现表明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