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周作人自编集两种:《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儿童学以及儿童文学素为周作人所关注,被他称为“一种特别的文学活动”。这方面的成就以及观点主要反映于《儿童文学小论》,大多涉及童话和儿歌,既富有研究价值,又颇具天真童趣,值得反复品读。《中国新文学源流》是周作人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理论的系统总结之作,说理透彻,文笔精妙,身为中国的读书人,不可不细读之。
《冰心散文集》的语言清丽、典雅。她善于提炼口语,使之成为文学语言,她能把古典文学中的辞章、语汇吸收融化,注入到现代语言中去。远在 " 五四 " 初期,冰心就以语体白话文从事创作。在行云流水般的行文里,在引诗援典或遣词造句中时而出现某些文言词语。然而,并非文白相加,而是经过精心提炼、加工,使之相互融合,浑然一体,形成独特的语言艺术 : 既凝练明快 清新婉丽。或色彩鲜明,或素缟淡雅,都带有浓重的抒情性,给人以如诗似画的美感。其错落有致的长短相间的句式以及排比、对句等的切当穿插,更增强了语言的音乐性。广大读者对这种语言交口称赞,以致把后来的既表现出白话文的流畅、明晰,又有文言文的洗炼、华美的语言,统称之为 " 冰心体 " 语言。
纪德君编写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生成及其他》主要从史传、说书与小说的亲缘关系入手,探寻了古代小说的生成机制、叙事特点及其文体形态,发表了一些较有启发性的见解,诸如:早期的章回体历史演义,主要是通过“按鉴”的方式从“通鉴”类史书中衍生出来的;通俗小说文体中诸多“非书面”的口头创作特征,是基于口头记忆、书场演出、听众接受以及说书伎艺的传承等需要而产生的;通俗小说的编刨,在不同程度上受编创者、出版者、评点者、接受者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另外,《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生成及其他》还对通俗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通俗小说的传播方式,以及明清小说研究中流行的某些观点、存在的分歧或争议等进行了反思,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春秋战国的长期混乱结束于秦的统一,秦朝强盛而短暂,秦末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汉王朝在政体上对秦多所承袭,但其立国精神却是承袭三代尤其是西周初年的;魏晋南北朝的长期混乱结束于隋,隋也强大而短暂,隋末群雄并起局面中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所处时代特点近似于汉。唐王朝为避免魏晋至隋短祚王朝的命运,把目光投向汉朝,把汉朝作为建政的楷模。对汉代文化的重视,对汉朝的向往,是唐朝创造繁荣文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唐朝与汉朝中间相隔数百年,唐朝对汉代的传承主要是文化精神,与唐代文学有关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唐人对汉人在知识结构上的继承;其二,汉代文化精神对唐代文学表达方式的影响;其三,汉人的行为方式对唐代作家行为方式的影响
安立志编著的《薛蟠的文学观》是“四方风杂文文丛”之一。《薛蟠的文学观》一方面就“红”说“红”。即通篇只对《红楼梦》的事件或情节进行分析或解读,现实事件或情势未着一字,虽然文章主旨稍显隐晦与曲折,读者自可体到文章的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借“红”说今。文章借用某些现实事件或时尚提法作为引子或由头,而分析的对象与主体却是《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这类文章的主旨较前者略微明显或浅露,目的在于提示文章宗旨是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评价与分析。以“红”证今也是本书一个重要方面。文章以当今社会的现象或事件作为分析主体,《红楼梦》的事件或人物只是作为分析工具或材料陪衬。这类的文章较少,但也算其中之一类。
本书是梁启超先生《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之合集。前者介绍中国基本典籍,说明各书特点、读法,文字浅显简明。后者为他在清华学校教授“群书概要”的讲稿,印行前就已“各处纷纷函索传钞”,深受青年学生欢迎;对《论语》、《史记》、《左传》、《诗经》等经典进行了系统介绍,对诸书作者、成书年代及过程、内容真伪及篇次、价值及读法、校释书优劣等问题一一细究,予人以翔实有用的指导。梁启超先生谈了许多切身的读书经验,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此次出版,附录收入《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等四篇文字,希望有益于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