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君编写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生成及其他》主要从史传、说书与小说的亲缘关系入手，探寻了古代小说的生成机制、叙事特点及其文体形态，发表了一些较有启发性的见解，诸如：早期的章回体历史演义，主要是通过“按鉴”的方式从“通鉴”类史书中衍生出来的；通俗小说文体中诸多“非书面”的口头创作特征，是基于口头记忆、书场演出、听众接受以及说书伎艺的传承等需要而产生的；通俗小说的编刨，在不同程度上受编创者、出版者、评点者、接受者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另外，《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生成及其他》还对通俗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通俗小说的传播方式，以及明清小说研究中流行的某些观点、存在的分歧或争议等进行了反思，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的《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为我国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职业道德公约守则用书。该书从文艺界核心价值观、建设委员会章程等出发，就各文艺协会文艺工作者如中国戏剧工作者、中国电影工作者、中国音乐工作者、中国美术工作者等的职业道德、自律、行为守则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
春秋战国的长期混乱结束于秦的统一，秦朝强盛而短暂，秦末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汉王朝在政体上对秦多所承袭，但其立国精神却是承袭三代尤其是西周初年的；魏晋南北朝的长期混乱结束于隋，隋也强大而短暂，隋末群雄并起局面中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所处时代特点近似于汉。唐王朝为避免魏晋至隋短祚王朝的命运，把目光投向汉朝，把汉朝作为建政的楷模。对汉代文化的重视，对汉朝的向往，是唐朝创造繁荣文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唐朝与汉朝中间相隔数百年，唐朝对汉代的传承主要是文化精神，与唐代文学有关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唐人对汉人在知识结构上的继承；其二，汉代文化精神对唐代文学表达方式的影响；其三，汉人的行为方式对唐代作家行为方式的影响
安立志编著的《薛蟠的文学观》是“四方风杂文文丛”之一。《薛蟠的文学观》一方面就“红”说“红”。即通篇只对《红楼梦》的事件或情节进行分析或解读，现实事件或情势未着一字，虽然文章主旨稍显隐晦与曲折，读者自可体到文章的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借“红”说今。文章借用某些现实事件或时尚提法作为引子或由头，而分析的对象与主体却是《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这类文章的主旨较前者略微明显或浅露，目的在于提示文章宗旨是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评价与分析。以“红”证今也是本书一个重要方面。文章以当今社会的现象或事件作为分析主体，《红楼梦》的事件或人物只是作为分析工具或材料陪衬。这类的文章较少，但也算其中之一类。
作者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注重戏曲全史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出版本书。全书论述了中国戏曲的形成、唐宋间的戏曲状况、明清传奇和乱弹以及皮黄戏的勃兴等，对中国戏曲发展作了通史性的探讨和总结，首先提出中国戏曲声腔的三大源流。
本书是梁启超先生《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之合集。前者介绍中国基本典籍，说明各书特点、读法，文字浅显简明。后者为他在清华学校教授“群书概要”的讲稿，印行前就已“各处纷纷函索传钞”，深受青年学生欢迎；对《论语》、《史记》、《左传》、《诗经》等经典进行了系统介绍，对诸书作者、成书年代及过程、内容真伪及篇次、价值及读法、校释书优劣等问题一一细究，予人以翔实有用的指导。梁启超先生谈了许多切身的读书经验，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此次出版，附录收入《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等四篇文字，希望有益于读者。
《文史哲丛刊》主要收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上的精品力作(个别专集兼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章)，按专题的形式结集出版。本书收录了丁玲、李希凡、孙范今等26位名家学者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论文，集中展现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在走向现代进程中的艰辛和执着追求。
翻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翻译是国际经济快速发展的纽带。在不同语言转换的背后，人们增加了理解和信任，科学和技术为更多的人造福。翻译研究是对翻译工作的概括和提炼，为翻译实践提供系统的理论和有效的指导。翻译研究中的哲学取向从哲学思想出发透析翻译的本质和翻译过程中人与文本的深层互动。翻译哲学论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广度，增强了翻译研究的深度，为已有翻译研究模式注入新的理念。不论是在西方理性主义古典哲学占据主要地位的时代，还是20世纪哲学“语言论转向”时期，语言与哲学一直是人们不断探寻的话题。罗素、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德里达、奎因、哈贝马斯等哲学大师都曾从哲学角度对翻译作过精辟的论述。
本书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是史学大家吕思勉所著的文学专著，采用新的学术观点和著述方式研究宋代文学，指出宋朝文学主要涵盖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是作者对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文学史的深刻研究的部分展现，是其时宋代文学发展史自觉建构的代表作品。
本书为《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系列图书之一，于 1926 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全书分为七章，将清代词学的派别分为浙派和常州派，并从选本、评语、词谱、词韵和词话的角度进行分析，论及清词之兴盛“直接南北两宋”，是近代学者将“词学”作为学科的重要著作。
本书为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本书从文学、历史和政治三亿层面对永贞革新与中唐后期文学进行综合研究，并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新人创见：一，提出永贞革新与东南文士集团的关系，指出唐代社会发展到这一时期，东南寒俊之士在政治上崛起，并从而在文学上有较大的创新。二，指出元和时期是继开元盛世之后诗歌发展的又一高峰，而这又是又是与永贞革新的内在的联系。三，柳宗元、刘禹锡等因永贞革新的失败而贬谪南方，拓宽唐代文学的地域，促进南北文化的交融。四、元和体的概念，历来解释有所不同，本书根据较有代表性的材料合理的诠释，较符合当时的创作实际。主要介绍了东南文士访华团参政与永贞革新主体论，从永贞革新到甘露之变，永贞革新与元和新变，永贞革新史事丛考等内容。
天津古籍出版社拟出版一套《名师讲义》丛书。从书名看，意思很清楚。他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很赞成。 些位名师，都是二十世纪执教于中国各著名大学的知名学者。他们的学术地位早有定评。如周一移、朱自清等位先生，都是一代人师。再如游国恩、雷海宗、周祖谟等位先生，也都是各自学术领域中的权威。他们虽都已去世多年，但薪尽火传，其衣被学人，早非一代。他们虽有许多传世之作，但也有大量当年以讲义形式行世的作品，不甚被人注意保存，极有流失之虞。据我看，其中蕴藏的精金美玉决不会少。 今天常常听到“抢救文化遗产”之类的呼声。天津古籍出版要出版的这一套书，不正是此种功德之举的具体体现么？我认为，这些讲义是弥足珍贵的寿世之作，把他们成此整理出版，嘉惠学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本书系武汉大学文学院“红烛”学术丛书之一。作者联系文论与现实，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立论，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如何走出古典文论、西方文论和现实状况之于文学研究领域的冲突，重建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与体系这一问题。
所谓创意阅读，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创意，更不是什么独得之秘。创意阅读，话的就是凡阅读总会有读者个人的创意在作用，凡书评更要有评论家的创意在作用，凡书评更有评论家创意在生产，所谓“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评论家也不能例外。文学评论界曾经一度有过；创造性误会“的说法，我是赞同的。鲁迅那个关于《红楼梦》在不同读者眼里发生多种意义的名言，可以做成创意阅读的注释，尽管那段名言含着潮讽的意思，介说的是事实。我不以为阅读或书评时产生主观创意有什么不好，恰恰相反，我主张多一点创意，少一点穿凿，多一点想象，少一点刻板，多一点快乐，少一点苦读，特别是文学阅读与评论。 本书收录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外国文学名著书评。作家们能从紫式部的《源氏物语》里读出“无为而有为”与“有为而无为”的文学作品价
《散曲研究》为《任中敏文集》之一种，收有《散曲之研究》、《校补阳春白雪提要弁言校例》文两篇及《词曲合并研究概论》、《词曲通义》、《曲录补正》专著3种。是为任中敏先生早年研究词曲的成果，原散见于民国各期
